传播学
中菲巴丹群岛主权争议：战略叙事竞争分析
2026年6月30日，暨南大学举办“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国学者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地理及主权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巴丹群岛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并认为菲律宾对该群岛的控制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3日 此次学术讨论引发菲律宾方面关注，成为近期中菲围绕巴丹群岛问题展开舆论互动的起点。 一、从学术议题到战略叙事：巴丹群岛进入国际视野 战略叙事并不一定由政府直接发布。在现代国际竞争中，战略叙事往往经历 “知识生产→学术传播→媒体扩散→政治回应→国际议程化”的过程。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学者是否有权讨论巴丹群岛？”，而是“为什么这一议题在当前地区环境下被提出，并迅速引发菲律宾政府反应？” 巴丹群岛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北部之间，接近吕宋海峡，位于西太平洋战略通道附近，具有特殊地缘意义。近年来随着台海和南海局势变化，其战略价值上升。 因此，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解释，很容易超越学术范围，进入地区安全叙事。 二、战略叙事的核心：提前塑造未来议题空间 Miskimmon、O’Loughlin和Roselle认为，战略叙事的重要功能不是简单描述现实，而是塑造关于未来的共同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关于巴丹群岛的学术讨论具有一种潜在战略意义。它并不是立即提出政策主张，而是在国际认知空间中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巴丹群岛不仅属于菲律宾国家历史叙事，也存在与中国台湾的叙事关联。 这种叙事一旦进入国际传播体系，就可能改变未来讨论的起点。 战略叙事竞争的关键，不一定是立即获得结论，而是谁能够定义“哪些问题值得讨论”。 三、菲律宾反应：战略叙事为何会引发安全化？ 菲律宾政府的快速回应说明，其关注点已经超越学术争论。 从菲律宾视角看，问题不在于某位学者提出了什么，而在于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是否可能逐渐形成新的政治解释。 国际关系中存在一个重要现象：今天的学术话语，可能成为未来政策资源。例如：历史研究可以影响领土认知；法律研究可以影响国际诉求；专家观点可以影响政策讨论。 因此，菲律宾防长的回应实际上是一种叙事防御：其目标是阻止相关解释框架获得国际合法性。 四、战略叙事竞争的真正焦点：历史解释权 巴丹群岛争议的深层竞争，并非只是岛屿归属问题，而是谁拥有解释区域历史关系的权力？ 中国相关观点强调地理联系、历史关联、台湾与周边区域关系。...
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隆重面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一书，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色彩印，以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为主线，收录了会议综述、大会发言、专题研究、深度访谈、学生感言，以及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图片及摄影作品。 这本书记录学界同仁、业界专家对郑教授学术人生的评价、肯定与敬意；书中的深度访谈，还原了郑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心路历程，立体化呈现郑教授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熔融经历；还收录了学生们撰写的郑老师在治学态度、道德品行、为人处世等方面言传身教的故事。500余幅图片和摄影作品，记录了郑教授个人工作、参加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以及郑教授采撷的五洲风情。 通揽全书，看到的是郑教授追梦新闻的矢志不渝，学新闻、爱新闻、教新闻，在新闻研究、学科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急需，以及传媒业改革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以摄影方式记录时代光影、展现家国风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追梦新闻60年》的出版，是对一位老一代新闻学者六十年持之以恒、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表达真诚敬意，也能为新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新闻从业者提供有益启示。 《追梦新闻六十年》编辑部 2026年5月26日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如何让中国的制度逻辑、发展实践和社会变化进入国际受众的理解框架。 这需要的不仅是表达能力，更是穿透能力和解释能力。 二、权威性与可信度：政府主体面临的国际传播张力 政府是国际传播不可替代的主体。对任何国家而言，政府都有责任解释国家政策、回应国际关切、介绍治理实践。涉藏议题同样如此。 中国政府拥有关于西藏治理的主体身份，承担对外沟通的重要责任。但是，国际传播具有不同于国内传播的特点。在国内环境中，权威往往来自组织身份， 而在国际环境中，可信度往往来自专业能力、知识积累、交流经验、第三方认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在这个方面，Perception is reality（认知即现实）是底层逻辑。 因此，政府传播具有权威优势，但并不能替代其他类型传播主体。一个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不应只有政策解释，也需要知识解释、文化解释和生活解释。 换言之，政府可以回答“如何治理西藏”，但国际传播还需要重塑“世界如何理解西藏”。 三、国内传播逻辑与国际传播逻辑的差异...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将这一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传播并不是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线性移动，而是信息进入特定“生活空间”后，与已有认知、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发生互动，并最终形成意义建构的过程。 因此，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不应只是“传播内容”，还应包括内容所进入的生活环境。 二、“生活空间”理论推动战略传播研究转向“认知逻辑”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流行一种“信息逻辑”：只要能够生产更多内容、扩大信息覆盖面，就能够提升传播效果。然而，现实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如此简单。 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理念、价值和故事，必须经过目标群体自身“生活空间”的过滤、解释和重构。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而是在自身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基础上主动赋予信息意义。 从“生活空间”理论看，认知差异实际上是“生活空间”差异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战略传播研究需要从“如何影响受众”进一步深入到“受众如何形成认知” 那么，“生活空间”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过去，一般的受众画像理论无法系统地解释其功能发挥， 毕研韬、胡琨的文章详尽介绍了“生活空间”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功能发挥，为进一步理解传播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 换言之，毕研韬、胡琨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传播效果研究拓展到深层次的认知生成机制。 三、“生活空间”理论拓展战略传播的三个研究维度 首先，拓展了战略传播的主体观。...
After 2021,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Split into Two
Today, the biggest chang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in the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but in the very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升，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台湾《复兴岗学报》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学术期刊，是研究政治作战、战略传播、心理作战、国际关系和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来源。该刊2010年5月、2025年6月刊发的两篇文章借鉴了毕教授的观点，分别探讨战略传播在资讯作战、“孔子学院”建设中的作用。 台湾《国防安全周报》在2023年2月4日发行的第72期文章中，将毕教授对战略传播的定义上升到中国大陆官方对战略传播的定位。该文说，《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推出的首部战略传播中文专著。对此毕研韬教授指出，该书系个人学术成果，但少数台湾专家有误解。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有3篇博士毕业论文和10篇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毕教授文献展开论证，其中4篇出自“国防大学”、3篇来自政治大学，主题包括战略传播、国家形象、软权力、混合战等。 除上述文章外，《台湾传播学刊》在2025年6月刊发一篇文章，探讨战略传播概念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本土化发展。文章写道，“首部以中文发行的策略沟通专著《战略传播纲要》是中共策略沟通研究的核心书籍，作者毕研韬和王金岭特别针对舆论作业进行了讨论，具体指出舆论作业所要遂行的三项策略沟通任务”。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林信焰对北约战略传播概念的梳理。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该刊在总第62期（2022年）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战略传播在不同国家、文化的演化。在中国大陆部分，文章介绍了毕研韬创建的“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以及毕教授指出的中国大陆对战略传播的十个误解。 近年来，毕研韬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与国际冲突的关系研究上，更多关注传播在减少国际误解、促进跨文化理解中的作用。为此，他在2023年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开设了《国际冲突与和平》选修课。目前他围绕“认知脱嵌”开展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 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文章推介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