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
北京锡安教会：一个进入中美议题的中国家庭教会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北京锡安教会由牧师金明日于2007年前后创立，主要面向城市知识阶层、中产群体以及年轻职业人士。 在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曾经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中产扩张以及互联网传播，一些大型家庭教会逐渐形成较强社会影响力，北京锡安教会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其聚会人数一度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人。 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什么类型的教会？ 从神学传统看，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中国新教（Protestant）背景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家庭教会。 它的核心教义，与全球主流福音派基督教并无本质区别，包括相信《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强调个人“重生”与信仰体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重视祷告、布道与团契生活，强调个人道德与家庭伦理。 从公开讲道与资料看，北京锡安教会整体上属于较典型的城市福音派教会。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共同特点。例如：强调教会自治； 重视信仰独立性；强调信仰生活不应过度行政化。 这些特点，也构成其与官方“三自教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张力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家庭教会”？ 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必须先理解“中国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现象。 在中国，新教体系大致存在两类组织：一类是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另一类则是未纳入官方体系、以自主聚会形式存在的“家庭教会”。...
Does China Really See America as Declining?——A Discussion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challenges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in a recent The New York Times commentary that China has formed a unified...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That Has Moved On》的评论文章，文中暗含一个重要判断：今天的中国，越来越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declining power）。 这一观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过去十余年，无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部分学术圈，还是战略研究领域，“美国衰落”都已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尤其在经历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政治极化、债务扩张以及“特朗普现象”之后，“美国制度危机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传播。所谓“东升下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只是这种判断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统一共识。 如果因此得出“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美国衰落认知”，则可能过度简化了中国内部真实而复杂的认知结构。问题不只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谁在定义“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中国认为”并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时，常会不自觉地使用一种“单一主体叙事”：“中国认为”“北京相信”“中国视美国为”“中国正在准备”。 这种表达在新闻写作中很常见，但它往往会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尤其在如何看待美国这一问题上，中国内部长期存在明显分歧。...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War, Part 2: Slowing China’s Advance》中，被表达得尤其直白。 ITIF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之一，长期关注科技竞争、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数字经济治理。相比传统外交或军事智库，ITIF更偏向技术经济与产业战略研究，其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体系。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美国自身付出代价，也必须限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产业领域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是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从“自由竞争”转向“技术遏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其对华强硬态度，而是它公开突破了美国过去长期强调的“自由竞争”逻辑。 报告认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技术经济战争”（techno-economic...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科研安全化的深层逻辑 上述变化并非临时性调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一，科技竞争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支点。在这一背景下，科研活动被赋予更强的战略属性。 其二，国家安全边界不断外延。过去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安全逻辑，正在延伸至教育、科研和技术创新体系。这一变化，使科研合作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安全评估。 其三，制度逻辑的转移。内部报告与合规机制原本服务于企业与金融监管，现在引入科研领域，就将科研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的治理体系。这标志着知识生产方式正在从开放合作走向制度化约束。 对中国留学生的现实影响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机构层面的合作，也会对中国赴美留学生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学术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审查机制强化的背景下，一些研究方向，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可能被视为敏感，从而影响选题与合作安排。 其次，身份因素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中国留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时，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与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再次，留学决策的考量因素正在变化。除教育资源与学术水平外，政策环境、科研自由度以及职业发展预期，正成为新的重要变量。部分中国学生可能因此调整留学目的地，从而对全球人才流动产生影响。 中美科研关系的可能走向...
美国国会：中国产业升级对美国造成“空前冲击”
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China Shock”提供了一种高度简化且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叙事方式，因此被广泛接受并传播开来。 从“1.0”到“2.0”：冲击内涵的演变 如今，美国国会报告中所提及的“冲击”，已与十多年前的“China Shock”大不相同。 过去，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低端制造业领域，如纺织、家具、家电等行业，核心焦点在于就业岗位流失和产业空心化问题。 当下的“China Shock 2.0”，指向的是一种全新局面：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得竞争层面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与体系竞争”。现在不仅冲击普通工人和地方产业，还冲击产业链控制力乃至国家竞争力。 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向：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的竞争，正被重新解读为更具战略性质的问题。 “冲击”话语的构建逻辑...
文章推介
中国软实力超过美国了吗？解读两项美国民调
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