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
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supportive voices）”等较为原则性的表达，未对具体对象范围或操作方式做出细化。 此外，公众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是否使用匿名账号参与舆论、是否存在隐蔽动员当地意见领袖、合作关系是否公开披露等，在目前披露的信息中均未被提及。 三、电报核心内容：信息应对能力的系统性强化 从公开报道可以还原出，这份电报主要从五个方面对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 首先，是对信息环境的界定。电报将当前国际舆论空间视为具有竞争性质的领域，要求各使领馆不仅要关注信息动态，还要主动识别对美国不利的叙事，并在必要时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信息环境已从“背景条件”转变为外交工作的“行动空间”。 其次，是对传播工具的强调。电报明确提出，应利用X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公共讨论，对争议性信息进行回应，并借助平台机制进行信息纠偏。这一变化反映出外交传播正在向平台化、实时化方向转型。 再次，是对传播方式的调整。电报提出，应“放大支持性声音”，并与“当地行为体”合作，以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表述属于原则性要求，报道中并未对合作对象或具体操作方式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四，是对行动节奏的要求。电报强调传播的及时性与主动性，要求驻外机构在相关叙事出现时迅速介入，而非事后回应。这种从“解释性传播”向“介入性传播”的转变，是当前信息环境变化的重要体现。 第五，是涉及跨系统协同的内容。根据《卫报》报道，电报中提到与美军“军事信息支援行动”（MISO）体系进行协调。MISO属于美军的信息与心理作战体系，其职能包括通过信息手段影响受众认知与行为。这一表述具有敏感性。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只能确认电报提到“协同”，但协同的具体形式、范围以及是否涉及隐蔽行动，公开信息并未提供细节，因而无法进一步判断。 四、客观评价：公开传播强化与边界变化并存...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并非最简单的军事机器人形态。履带式或轮式无人车辆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方面往往更具优势。之所以开发人形机器人，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人形结构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设计的基础设施，如楼梯、门廊或狭窄空间。对于城市战、灾害救援以及复杂地形行动而言，这种形态具有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变化 人形机器人进入战场环境测试，反映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军事领域。近年来，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所谓“智能化战争”。这一概念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技术方向：无人系统、自动化决策辅助、人工智能侦察分析以及机器人平台。 这些技术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机器系统承担高风险或高强度任务，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例如，在侦察、排雷、物资运输以及危险环境行动等领域，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讨论。国际社会长期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即是否应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作出杀伤决策。目前，多数国家在公开立场上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即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控制。 技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与其说这两台设备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军事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美国国防部已与Foundation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项目。未来，该公司计划推出MK-2型号，预计于4月发布，MK-2将在防水性、大容量电池等方面进行升级，负载能力也将提升至175磅。 Foundation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前生产5万台MK-2型号人形机器人，每年生产3万台，且希望最终将单台价格降低至2万美元以下。 未来战争的一个可能方向 人形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主流军事装备，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两台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前线环境进行测试，或许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早期信号。
中国网红比国家媒体更能影响美国人：研究摘要
谁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中国网红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国家媒体。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国际传播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信息生产者，但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结构中，个人内容创作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 一、一项关于平台传播的研究 2026年1月，一篇题为Foreign influencer operations: How TikTok shapes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的论文发布于学术平台arXiv。文章通过分析短视频平台上的涉华内容传播情况，考察不同类型账号对美国用户态度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与国家媒体账号相比，一些中国网红发布的生活类视频往往更容易获得观看和互动。 这些内容通常围绕城市生活、文化体验、美食旅行或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展开。研究者注意到，这类视频经常引发大量讨论，一些美国用户在互动中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新的认识。 研究并没有简单得出“谁更有效”的结论，但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在社交平台环境中，个人创作者更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信息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印象。 二、平台时代传播结构的变化 这一现象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平台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平台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传播效果往往取决于互动率、观看时长和分享行为等指标。 在这种环境下，内容风格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显增强。个人创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活化叙事，内容节奏也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观看习惯，因此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 相比之下，国家媒体的内容通常更接近传统新闻报道，其叙事方式较为正式。在平台环境中，这类内容有时不容易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浏览信息流。 三、国家传播与个人传播的差异 在传播逻辑上，国家媒体与个人创作者存在明显差异。国家媒体承担信息发布与公共传播等多重功能，因此在叙事上需要保持较高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个人创作者则拥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可能只是记录一次旅行、介绍一种美食，或者展示城市生活的某个片段。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以国家传播为目标，但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对一个国家的印象。...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文章推介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