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冲击2.0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在欧洲部分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欧洲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将欧洲产业面临的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冲击”并不充分。 欧洲自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能源成本上升、创新转化效率下降以及内部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同样影响着欧洲产业竞争力。 因此，欧盟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围绕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欧洲应如何解释自身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位置变化？ 二、从经济概念到政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冲击2.0”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经济议题纳入“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等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China Shock 2.0”开始承担新的政策功能。 首先，它是一种解释工具。面对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外迁以及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问题，该概念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文章推介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美国务卿：美国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剥离
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警惕国际传播新陷阱：真实信息也能被操纵
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外资在撤离中国吗？数据背后的真相与逻辑
“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