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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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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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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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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亚洲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传播学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亚洲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传播学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