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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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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实现价值转化 台湾地区众多“地方创生”项目以地方传统文化、历史建筑或传统特色产业为核心依托,通过系统化的设计包装与品牌化运营,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部分乡镇以本土文化为内核,打造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活化,培育特色手工艺品产业;对地方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升级,拓展市场销路,逐步形成了兼具地域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品牌。 (二)聚焦青年群体,激活发展动能 台湾地区在推进“地方创生”过程中,将青年群体视为核心参与力量,通过多维度政策支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参与地方建设。具体而言,通过设立创业补助基金、提供创业空间支持、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等举措,为青年返乡创业搭建平台、降低门槛。青年群体凭借创新思维与活力,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与模式,成为推动地方创生的关键引擎。 (三)强化社区参与,提升治理效能 在多数“地方创生”项目中,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小型企业均深度参与项目规划、实施与运营全过程。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凝聚社区共识,调动居民参与地方建设的积极性,更能让项目切合地方实际需求,避免“水土不服”。同时,社区参与机制的完善,也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实践形态来看,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项目以小规模、精细化的业态为主,如特色民宿、文化创意空间、区域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节庆活动策划等。尽管单个项目规模有限,但通过持续深耕、迭代优化,逐步积累形成地方发展的新动能,为区域整体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地方创生”理念对大陆的启示 尽管中国大陆并未采用“地方创生”这一政策概念,但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大陆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重视地方资源转化,打造特色发展路径 中国大陆多数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态、特色产业等资源,但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转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产业设计、品牌建设与资源整合,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避免“千村一面”“千区一面”,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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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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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为什么冲突

文/唐摩崖 一、战略利益的冲突 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三、经济和科技的竞争 四、军事安全的博弈 五、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之争 六、心理与历史因素 结论 中美矛盾的本质是多维度的:既有全球领导权的争夺,又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有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激烈竞争。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美国对其挑战的应对,中美关系将继续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摇摆。如何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同时,找到共存的空间,避免冲突升级,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课题。这也是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挑战。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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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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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传播学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