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伊朗总统致美国人民公开信：策略分析与影响评估（附英文版和中文版）
伊朗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 文/毕研韬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于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该信件的官方原文是波斯语，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版本均为媒体翻译文本，并非官方英文版本。中国部分自媒体误传“伊朗总统以波斯语和英文双语发布”，与事实不符。 一、公开信的传播策略 这封公开信的传播策略可以从受众定位、信息呈现、叙事结构与媒介选择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受众定位 信件明确面向三个层次的受众： 这一策略遵循国际传播中的双向定位原则：既面向外部争取理解，也面向内部稳固舆论。 2.信息呈现策略 3. 叙事结构与传播逻辑 信件结构呈现“身份—历史—现实—反问—倡议”的逻辑： 这一结构体现典型的公共外交逻辑：从价值认同引入事实证据，再触发认知反思，最后引导舆论对未来选择产生共鸣。 4. 媒介与语言策略 三、传播效果评估 2.潜在局限与风险 附件1：英文汇总版（依据多家权威报道汇总重构） In the name of God,...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文章推介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隆重面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一书，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色彩印，以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为主线，收录了会议综述、大会发言、专题研究、深度访谈、学生感言，以及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图片及摄影作品。 这本书记录学界同仁、业界专家对郑教授学术人生的评价、肯定与敬意；书中的深度访谈，还原了郑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心路历程，立体化呈现郑教授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熔融经历；还收录了学生们撰写的郑老师在治学态度、道德品行、为人处世等方面言传身教的故事。500余幅图片和摄影作品，记录了郑教授个人工作、参加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以及郑教授采撷的五洲风情。 通揽全书，看到的是郑教授追梦新闻的矢志不渝，学新闻、爱新闻、教新闻，在新闻研究、学科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急需，以及传媒业改革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以摄影方式记录时代光影、展现家国风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追梦新闻60年》的出版，是对一位老一代新闻学者六十年持之以恒、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表达真诚敬意，也能为新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新闻从业者提供有益启示。 《追梦新闻六十年》编辑部 2026年5月26日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