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伊朗总统致美国人民公开信：策略分析与影响评估（附英文版和中文版）
伊朗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 文/毕研韬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于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该信件的官方原文是波斯语，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版本均为媒体翻译文本，并非官方英文版本。中国部分自媒体误传“伊朗总统以波斯语和英文双语发布”，与事实不符。 一、公开信的传播策略 这封公开信的传播策略可以从受众定位、信息呈现、叙事结构与媒介选择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受众定位 信件明确面向三个层次的受众： 这一策略遵循国际传播中的双向定位原则：既面向外部争取理解，也面向内部稳固舆论。 2.信息呈现策略 3. 叙事结构与传播逻辑 信件结构呈现“身份—历史—现实—反问—倡议”的逻辑： 这一结构体现典型的公共外交逻辑：从价值认同引入事实证据，再触发认知反思，最后引导舆论对未来选择产生共鸣。 4. 媒介与语言策略 三、传播效果评估 2.潜在局限与风险 附件1：英文汇总版（依据多家权威报道汇总重构） In the name of God,...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文章推介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