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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报告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美国应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影响活动的应对容易陷入被动:发现某项传播活动后,政府便试图发布信息予以反驳,却没有充分处理影响信息传播的制度、技术和国际环境。 因此,美国需要把信息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联系起来。例如,芯片与科学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监管、数字外交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不应被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事项,而应在总体战略中形成协调。 报告同时强调,美国不应简单照搬中国的治理方式,也不应仅仅采取针锋相对的传播行动。它主张美国明确自身希望维护的价值和国际信息环境,并通过政策实践加以体现。 这一思路实际上将国际传播竞争从“谁的信息更有影响力”,拓展到“谁能够影响信息生产、流通和治理所依赖的环境”。 三、报告提出四类具体措施 报告的建议涉及政府组织、数据、信息披露和跨部门协调。 第一,建立更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报告建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加强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允许国会探索更灵活的跨部门资金安排,使资源配置能够反映信息影响活动的综合性。 第二,扩大研究人员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渠道。报告主张制定相关数据访问标准,为独立研究人员分析全球信息环境提供条件。其逻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借助可检验的数据,识别信息传播网络及其变化,而不是仅凭个别案例做出判断。 第三,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速度。报告建议,在外国信息操纵可能影响公众理解、特别是重大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及时公开能够披露的信息,并建立相应的解密标准。报告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前公开部分情报的做法作为参考。 第四,加强政府部门与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报告建议,将美国在选举安全领域形成的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外国信息影响问题,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识别标准、信息共享及应对框架方面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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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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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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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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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调查: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矛盾心理

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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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民间开始质疑AUKUS(奥库斯)

AUKUS究竟让澳大利亚更加安全,还是让澳大利亚更加依赖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24日 AUKUS(奥库斯,即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宣布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一。过去几年,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总体上都支持这一安排,政府也持续强调核动力潜艇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最近,澳大利亚民间对AUKUS的质疑开始更加公开化和组织化。 一、一场由民间发起的AUKUS公共调查 2026年6月,一个名为AUKUS Public Inquiry的民间公共调查正式启动。它不是澳大利亚政府或者议会设立的正式调查,而是由公民社会力量推动的独立公共审查。 调查由前联邦部长、环境主义者Peter Garrett担任首席委员,并通过在澳大利亚不同城市举行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专家、政治人物、学者和社会组织的意见。首场听证会于2026年6月11日在墨尔本举行。 这个调查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核动力潜艇本身,而是进一步追问AUKUS的战略价值、财政成本、国家主权以及澳大利亚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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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