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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文章推介

传播学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亚洲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亚洲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北美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亚洲

《无界传播》高度关注台湾议题,欢迎加入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亚洲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