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传播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制度传播的核心在于三点：1.逻辑耦合：传播行为必须与制度设计相互匹配，确保外部叙事与内部逻辑一致。2.价值转译：传播不止于信息发布，而在于将制度背后的价值观与普遍性意义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的语言。3.信任生成：通过长期、持续、可验证的传播行动，形成制度性信任与结构性共识。 这一理论不仅是传播理念的更新，更是国际关系视野的扩展。它揭示了国际传播与制度竞争的内在关联，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重构提供了思想框架。 三、理论创新：以制度逻辑嵌入全球治理体系 在学理层面，《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一文提出了一个跨学科、可嵌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展现了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合视野。 首先，论文提出“时空坐标分析”，强调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应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时维度）与“世界百年之大变局”（共时维度）的交汇点上加以理解。传播必须基于这一双重坐标展开，方能准确定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全球意义。 其次，作者引入瑞典学者皮特•瓦伦斯滕（Peter Wallensteen）的“大国关系四维框架”——地缘政治、现实政治、理念政治与资本政治——作为分析外部世界如何解读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理论工具。这一框架有助于识别国际传播中潜在的敏感点与结构性张力。 再次，论文运用大卫•哈维的“掠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理论，揭示当代传播秩序中资本、技术与制度的不平等结构。西方国家通过媒体、金融与平台垄断实现“认知抽取”，形成一种对全球南方的制度性剥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必然要面对这种隐性结构的不对称竞争。...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其次，必须重构传播语言，强化文化中性表达与价值共情逻辑。譬如，采用意识形态浓度较低的词语，实现传播语言的“语义降噪”，以此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兼容性与可接受性。 更为关键的是，传播不应仅是被动回应质疑，而应具备认知前置能力。地方主体应主动构建“战略叙事资源库”，提前识别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疑虑和误读点，进行“超主动式信息接种”。这意味着在事实可能被歪曲之前，就抢占语义解释的先机，预先构建制度叙事的解释框架。 三、地方担当：从传播实践到制度试验 海南之所以成为我研究制度传播的焦点样本，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肩负着国家制度自信进行国际展示的重要功能。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绝不能仅仅将其定位为对自由贸易区进行推介，而应将其塑造成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提案实验场”。 地方国际传播的根本使命，绝非打造几个吸引眼球的“亮点工程”，而是塑造一种可感知、可验证、可借鉴的制度形象。这要求地方在参与全球叙事时，不仅要展示发展能力，更要清晰表达支撑能力的规则体系；不仅要传达美好愿景，更要传递愿景背后的制度正当性；不仅要建设本地区形象，更要致力于激活更深层次的文明信任。 因此，地方传播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国际智库、文化机构的力量，构建柔性传播网络，努力穿越地缘标签与意识形态障碍；大力促进技术赋能，推动AI、大数据等智能传播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实现“感知-分析-应对”的闭环传播能力；尤其在叙事设计中，必须强调共享视角，善用生态、和平、互联互通等具有全球共识性的话语体系，以此塑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制度共鸣。 结语：传播是通向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 传播从来就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在后真相时代，它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竞争、制度内核的阐释、面向文明的真诚邀约。 中国的各级地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必须勇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操作层面，坚定迈入价值理性的深水区。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不应仅仅是“中国做了什么”，而应是“中国为什么做得合理”；不应仅仅是“我们这样做”，更应是“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蕴含普世价值”。 传播的终极目标，绝非谋取短期影响力的操盘术，而是通向制度正义与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之路。海南自贸港的探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实践，亦应遵循此道。 本文原载《察哈尔学会》官网和《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毕教授以海南自贸港为样本，推动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他提出应将海南打造为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全球展示窗口，使地方成为国家战略传播的前沿阵地。这一主张为“地方如何讲国家故事”提供了制度性范例。 小结毕教授的文章不仅是一次理论的突破，更是战略传播思维的升级。它将国际传播置于全球制度竞争与认知重构的宏大背景下，强调传播不再是“附属”，而是国家制度设计与全球参与能力的有机组成。这一研究对当前中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传播格局、破解外部叙事困境，具有重要启发与现实价值。
文章推介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