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访问量
2025年11月全球国际访问量前十网站排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Similarweb 与 Semrush 对全球网页访问量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以跨国网页访问次数（Monthly Web Visits）为核心指标，当前全球国际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如下：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ChatGPT、Reddit、Wikipedia、X（原 Twitter）、WhatsApp（网页版）、Bing。 本排名基于第三方流量分析平台公开数据交叉验证，统计范围覆盖桌面端与移动端网页访问，不包括主要发生在 App 内的使用行为。该榜单反映的是开放网页空间中跨国访问规模的阶段性情况，能够直观展示全球用户在互联网开放网页环境中的使用偏好和流量分布。
文章推介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