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思想殖民

思想殖民

1 Articles
传播学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其三,引起全球南方共鸣。在国际层面,《思想殖民》的战略意图更为深远。全球南方国家大多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对“被改造”“被控制”的经验尤为敏感。报告通过揭示“思想殖民”的隐蔽性与长期性,提醒这些国家警惕在文化与思想上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提醒容易引发共鸣,为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报告是在为全球南方构建一套新的认知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当下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与潜在风险。 其四,预设未来传播博弈。谁能定义问题,谁就能在认知层面占据主动。美国长期依赖“普世价值”的叙事逻辑,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道义制高点。如今,中国提出“思想殖民”,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把国际竞争从军事、经济、科技延伸到思想、认知和文明的层面。这种纵深拓展,使得中美博弈不再局限于可见的硬实力,而进入到更加深层的认知空间。通过提出“思想殖民”理论,中国不仅在反击美国,更是在塑造一个多极化的信息秩序蓝图。 三、结语 《思想殖民》报告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政治宣言;既是防御性表达,也是进攻性工具。它标志着中国在认知战与话语战上的进一步主动,也昭示着未来国际竞争的复杂走向。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塑造人类认知的时代,这份报告或许只是一个起点。 必须指出,由新华社发布这份报告,可能会被西方媒体与学界贴上“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宣传”的标签,弱化其客观性和影响力,但总体看,新华社作为发布主体利大于弊。

文章推介

亚洲

同济大学部分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亚洲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亚洲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亚洲

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Blog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亚洲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与政治结构转型观察

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