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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文章推介

亚洲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亚洲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北美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亚洲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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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传播学

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