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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中国国家媒体用AI视频讽刺美国
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二、为什么采用讽刺性表达？ 传统的国际传播通常借助新闻报道、政策阐释、专家评论和纪录片等形式传递信息。此类内容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背景和论证，但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也面临注意力竞争。 AI动画和音乐视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可以把复杂的国际争端压缩成直观的角色、情节和象征符号，使受众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创作者希望传达的立场。 讽刺还具有鲜明的情绪属性。与直接批评相比，借助幽默、反差和拟人化表达，更容易形成记忆点，也更适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环境。 2025年4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期间，路透社就曾报道，CGTN和新华社发布AI音乐视频及科幻短片，批评美国关税政策。这说明，利用AI视频进行政治讽刺并非2026年才出现，而是在特定国际争端中逐渐显现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过，采用新形式不等于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视频获得大量浏览，说明它吸引了注意力，却不能直接证明海外受众接受了其中的观点，更不能证明他们因此改变了对中国或美国的认知。 三、国家媒体应当如何权衡传播效果与信誉？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媒体能不能讽刺美国，而是它们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表达立场，以及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新华社、央视等机构具有明确的官方媒体身份。受众对它们的期待，不仅包括信息的真实性，还包括专业性、严肃性和一定程度的判断可靠性。当它们直接采用政治讽刺、娱乐化表达时，受众可能重新理解其角色：它是在提供新闻信息，还是在参与政治论战？ 这是否意味着讽刺必然损害媒体信誉？不同受众对此可能有不同反应。对于本来就认同相关立场的人，讽刺视频可能强化既有看法；对于重视新闻专业性、对发布机构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类内容则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 因此，需要区分三个指标：传播内容获得了多少关注，受众是否接受了它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受众对发布机构的信任是否发生变化。...
文章推介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