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

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此次修法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 台湾要修改的不是媒体法、广播电视法、新闻法或者网络治理法，而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从制度层面重新界定认知战的性质。 在新的框架下，认知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问题，而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畴。 这种转变看似只是法律定位的变化，实际上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的理解方式。 二、情报逻辑与传播逻辑悬殊 传播工作的基本逻辑是开放。不同观点竞争，公众自主判断，社会通过持续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情报工作的基本逻辑是防御。它强调威胁识别、风险评估、来源追踪以及安全管控。 当一个问题被纳入传播框架时，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内容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合理、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 而当同一个问题被纳入情报框架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两种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但两者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