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文章推介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