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规训:“正能量”绑架。你焦虑?你emo?你抱怨?立刻有人说你要积极、要阳光、要感恩。现在年轻人不接了:我就emo,我就丧,我就想骂人,怎么了?情绪不需要被审核,痛苦不需要被美化成“成长的阵痛”。 最锋利的一刀,砍在“责任规训”上。 过去,社会总是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份子,你要顾全大局;你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要扛起责任;你是时代的参与者,你要发光发热。听起来都对,但年轻人慢慢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需要你扛责任的时候,你是“主人翁”;需要你分利益的时候,你是“旁观者”。 于是,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吐槽火遍了全网: “纸醉金迷不带我,地球没了全怪我。” 这句话为什么能引发共鸣?因为它撕开了一个最虚伪的规训逻辑:好处轮不到我,锅却要我来背。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狂欢的时候,普通人没分到多少红利,但一到承担代价、要牺牲、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你——你得吃苦,你得忍耐,你得为未来买单。 年轻人不干了。他们说:纸醉金迷的时候没带我上车,地球要炸了想起让我当救世主、替罪羊?凭什么? 这不是冷漠,这是公平感觉醒。规训的前提是契约——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如果你一边让我承受代价,一边把好处留给别人,那对不起,这个规训我拒签。 于是一句老话又重现江湖:你吃菜,我喝汤;不让我喝汤,那我就掀桌子。 这场规训觉醒的核心只有一句话:我的人生,我做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更不接受任何人打着“大局”的旗号,让我为别人的盛宴买单。 二、主体性觉醒:我终于活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
2026-05-23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2026-05-27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2025-07-17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2025-05-31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2026-02-13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2026-10-04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2026-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