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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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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关心海外舆情,为什么?

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国内舆情,但对境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涉地方信息缺乏持续关注。这种反差值得思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0日 当然,不能说地方政府完全不关注海外舆情。有关国际机构发现,中国一些地方部门购买过境外信息监测服务,也会在重大涉外事件发生时关注国际舆论,但总体而言,海外舆情尚未普遍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体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是国内公众 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展开,国内公众是其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国内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投诉、问责和行政压力,直接影响对政府部门的社会评价。 相比之下,海外公众对地方事务的看法通常不会直接形成行政压力。除非涉及重大涉外事件、国际投资或外交关系,否则境外舆论很难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议程。两种舆情在地方治理中的现实权重并不相同。 二、海外舆情尚未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绩考核和行政评价机制的影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社会治理等事项有相对明确的评价指标,而海外公众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很难形成统一、稳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即使投入资源研究海外舆情,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确的工作成效。既然缺乏制度化的考核要求,相关工作就容易成为阶段性任务,而不是长期职责。 三、海外舆情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 海外舆情并不总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外国媒体对某地的报道、海外公众对当地政策的评价,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影响投资决策、旅游选择、商业合作和人才流动。这种影响往往分散在不同领域,也很难准确归因于某一条报道或某一次舆论事件。 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有限,通常优先处理那些影响直接、后果明确、需要及时回应的问题。相较之下,持续研究海外舆情的收益不够直观,容易被其他更紧迫的工作挤占。 四、地方政府普遍缺乏专业能力和人才储备 海外舆情研究不是简单地收集外国媒体报道、翻译境外社交平台信息。它涉及不同国家的媒体生态、语言文化、社会心理、政治环境和受众认知,需要具备国际传播、区域国别研究、数据分析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员。 多数地方政府的舆情工作力量主要面向国内网络平台和本地公共事务,相关人员未必熟悉境外媒体及社交平台的运行机制。即使有意开展海外舆情研究,也可能面临人才不足、信息渠道有限和专业方法欠缺等问题。 五、海外舆情工作缺乏稳定的组织机制 海外舆情涉及宣传、外事、商务、文旅、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不同部门关注的对象和工作目标并不相同:有的关注涉外风险,有的关注投资环境,有的关注旅游形象,有的关注国际传播。信息分散在不同部门,容易出现各自收集、分别处理,却缺乏综合研判和反馈机制的情况。 此外,一些地方的海外舆情工作依赖上级部署、专项活动或重大事件推动,缺少明确的责任部门、稳定的经费安排和常态化工作流程。没有持续的组织保障,相关工作就很难形成制度惯性。 归根结底,地方政府对海外舆情关注不足,并不只是认识问题,而是治理对象、考核机制、资源配置、专业能力和组织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地方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海外舆论对投资、旅游、人才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地方政府如果仍然主要从国内行政管理的视角理解舆情,就难以充分认识海外公众认知对地方发展的长期影响。 海外舆情不应只是发生涉外事件时才需要关注的特殊信息,而应逐步成为地方政府了解外部环境、评估发展条件和完善公共政策的一项常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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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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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两岸认知安全困境,民间应行动起来

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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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传播学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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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to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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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