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作战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当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依赖AI理解世界时，AI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机器开始参与认知，那么认知安全是否仍然只是人的问题？ 二、从争夺受众到争夺AI 传统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影响受众。国家通过媒体、文化产品、教育交流和公共外交塑造国际形象，希望获得更多理解、支持和认同。 在AI时代，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者开始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内容更容易被AI发现、理解和引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成式引擎优化（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GEO）。 从某种意义上说，GEO与搜索时代的SEO类似，其本身并非负面行为。 问题在于，当GEO与人工操纵、虚假信息生产以及数据投毒结合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过去的信息战主要针对人类；未来的信息操纵可能首先针对机器。...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台湾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并不仅仅来自技术层面。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身份认同问题。过去数十年间，台湾社会围绕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国家定位以及两岸关系形成了多种不同叙事。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属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而在台湾，身份认同本身就是政治竞争的重要内容。 当认同问题与安全议题结合时，信息传播就不再只是信息传播，而容易被视为影响政治选择和社会走向的重要力量。换句话说，在台湾部分政治与战略精英眼中，认知作战不仅关乎真假信息，更关乎社会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两岸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未来。这种特殊性使得认知安全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升。 三、全球趋势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并非孤例。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始关注认知领域的竞争。例如，北约、欧盟以及美国国防部等机构，都曾公开讨论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认知安全问题。 在国际战略界，越来越多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算法正在改变传统传播模式。信息不再只是传递事实的工具，也成为塑造情绪、影响判断和引导行为的重要力量。 台湾战略界实际上是在这一全球背景下，结合自身处境，进一步强化了认知安全建设。 四、积极影响：提高社会韧性 从积极角度看，台湾重视认知作战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效果。 首先，提高了公众对信息来源的关注。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关注信息是否可靠、数据是否真实以及消息来源是否可信。 其次，推动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学校、媒体和社会组织开始加强公众的信息辨识能力训练，帮助人们识别谣言、误导性信息以及情绪操纵。...
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体系能力，包括全球顶级大学体系、 世界最强金融体系、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盟友网络、高端人才吸引能力、军事投送能力、全球文化传播能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制度韧性。美国的问题很多，但美国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危机公开化、冲突化，并在持续争论中完成自我调整。 很多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混乱的一面”，却容易忽视美国“纠错的一面”，而后者，恰恰可能是美国长期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传播学中的“托马斯原理” 传播学与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结果上就会成为真实。 它的含义并不复杂：人们如何理解现实，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而行为又会进一步改变现实本身。 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衰退”，这种认知就可能影响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对风险的判断、对国际秩序变化速度的预期、对中美竞争结果的想象。这些认知，又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策、舆论与战略行为。 国际关系史上，很多重大误判，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方”，而是因为“过度相信自己已经看透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大国竞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竞争，也是认知竞争。 “自我实现的预言”风险 社会学家Robert...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1. 台湾地区：教育与历史叙事的重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期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其教育体系、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逐步强调岛内主体性。这种“去中国化”路径在课程内容、历史叙述与文化符号的选择上有明显体现，例如重新定义关键历史事件、调整中国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强化“本土语言”的公共使用等。这种政策既是认同塑造的过程，也反映出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对外关系考量。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媒体与教育中的身份议题（2014–2020） 在2014至2020年间，香港社会在“本地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剧。部分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强调香港的历史特殊性与治理差异，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部分青年群体出现对国家认同的疏离。这种趋势虽不等同于全面“去中国化”，但在语境和符号层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再定义倾向。 3. 国际语境中的“去中国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软实力”扩展时，采取了限制性或过滤性的政策，例如暂停孔子学院合作、限制学术交流、调整大学课程中的中国研究路径等。这些措施多基于国家安全、学术独立或意识形态防范考量，反映了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制度不对称问题。 4. 认知外包与跨国话语转译...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台湾将灰色地带制度化、军事化，本身反映的是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警觉；但当这一安全议题被过度政治放大时，和平与交流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我们已看到以下三种潜在后果： 促和建议：共识优于对抗，对话胜于对立 面对灰色地带博弈，两岸乃至域外相关方应展现集体克制。大陆应避免采取过度容易被剪辑为“威胁性”画面的操作，也应通过第三方平台澄清其非战争性意图，反制台方“受害者叙事”的单边垄断。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亦应防止灰色地带被制度性“危机化”。若将演习、认知与政策统一纳入“胁迫响应”，则可能陷入“自我应激循环”，反而加剧地缘安全脆弱性。 我们呼吁各方重新重视“安全沟通”与“风险共识”机制的构建。在“看似和平、实则紧张”的灰色地带里，越是不清晰，越应慎用武力；越是模糊，越需强化对话。 结语：让模糊不走向误解，让克制赢得和平 灰色地带并非必然通往战争，而是战略竞争时代的一种中间态。它既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管控风险、锤炼制度弹性的试验场。关键在于：各方是否有意愿让这个地带“变亮”而不是“更灰”。 和平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在混沌中寻找节制，在博弈中坚持和平。
文章推介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美西方联手应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为什么？
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