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认知安全困境最值得警惕之处,是双方可能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彼此的安全感。 二、为什么单纯加强反制难以破局? 面对认知威胁,增强信息核验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隐蔽操纵,当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应对思路主要集中于识别对手、揭露对手和反制对手,就可能忽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自身的防御行为是否也在改变对方的威胁感知? 当认知战成为解释复杂两岸关系的主要框架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对方的行动被优先理解为有意操纵,而不是先区分其性质、来源、证据和实际影响。如此一来,新的信息未必能够修正原有判断,反而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对抗性解释。 这并非台湾独有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陷入类似的认知惯性:强调对方的威胁,却低估自身行为对对方判断的影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安全焦虑,却不愿认真分析对方为何感到不安全。 因此,破解认知安全困境不能仅仅依赖增加传播声量,也不能指望一方单方面改变叙事,就能让另一方同步调整认知。更现实的方向,是为不同认知之间的接触、检验和修正创造条件。 三、官方互信不足,民间对话仍有空间 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官方沟通渠道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要求双方首先建立政治互信,再开展认知对话,可能使问题陷入循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无法对话;因为缺乏对话,又难以减少误判。 民间对话的意义,在于不必以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为前提。 两岸学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他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士,可以围绕彼此的风险认知、信息判断和社会心理展开交流。参与者不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必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持有一致判断。 这种对话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谁的立场正确”,而是几个更基础的问题: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哪些事实存在争议?哪些判断来自亲身经验,哪些来自媒体叙事?双方各自担忧什么,又有哪些担忧没有被对方准确理解?...
2026-10-13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2026-10-11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2026-08-02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2026-06-20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2026-06-09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2026-05-22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Op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Generative AI(《从放大传播到内容合成:生成式AI出现前后认知行动的比较分析》)引发西方安全研究圈关注。论文作者Liz Cho与Dongwook Yoon通过分析2016年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超过13万条社交媒体内容,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生成式AI是否已经改变了信息战的运行逻辑?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已经改变。 论文认为,传统的信息操控主要依赖“重复传播”与“流量放大”,而生成式AI时代的信息影响行动开始转向“原创生成”“叙事定制”与“拟人化表达”。这意味着,未来的信息战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识别。 从“转发放大”到“内容生成” 论文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与2024年网络传播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研究显示:2016年的相关传播内容,大量依赖转发与重复,而2024年的内容,则更多表现为“原创生成”。...
2026-05-20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2026-02-04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2025-10-28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2026-03-15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2025-08-18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2026-07-31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202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