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四、国际研究视角：关注传播中心而忽视高校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中国国家媒体或地方传播节点，而对高校体系基本缺乏系统分析。在这一背景下，China Media Project（CMP）成为少数持续追踪中国国际传播中心（ICC）的研究机构，其相关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五、CMP研究路径：从组织识别到机制分析 在具体研究路径上，CMP并非从宏观战略入手，而是通过连续个案与结构分析，逐步构建对ICC体系的理解。 2024年6月12日，CMP发表文章More Local Centers for Global...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文章推介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中菲巴丹群岛主权争议：战略叙事竞争分析
2026年6月30日，暨南大学举办“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国学者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地理及主权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巴丹群岛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并认为菲律宾对该群岛的控制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3日 此次学术讨论引发菲律宾方面关注，成为近期中菲围绕巴丹群岛问题展开舆论互动的起点。 一、从学术议题到战略叙事：巴丹群岛进入国际视野 战略叙事并不一定由政府直接发布。在现代国际竞争中，战略叙事往往经历 “知识生产→学术传播→媒体扩散→政治回应→国际议程化”的过程。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学者是否有权讨论巴丹群岛？”，而是“为什么这一议题在当前地区环境下被提出，并迅速引发菲律宾政府反应？” 巴丹群岛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北部之间，接近吕宋海峡，位于西太平洋战略通道附近，具有特殊地缘意义。近年来随着台海和南海局势变化，其战略价值上升。 因此，围绕巴丹群岛的历史解释，很容易超越学术范围，进入地区安全叙事。 二、战略叙事的核心：提前塑造未来议题空间 Miskimmon、O’Loughlin和Roselle认为，战略叙事的重要功能不是简单描述现实，而是塑造关于未来的共同理解。...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