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则呈现出稍微不同的结果。CFPS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社会调查之一。 根据CFPS 2012年调查数据,8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10%的人宣称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认同者约6.7%,基督教约1.9%,伊斯兰教约0.5%。2012年的调查采用“宗派本位”测量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选项包含五大宗教,不包括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然而,这种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可能低估中国人的宗教实践。 2014年CFPS改用“神灵本位”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信什么”而非“属于什么宗教”,并纳入了祖先崇拜、偶尔拜佛、民间信仰等选项。即使以这一更宽泛的标准测量,仍有73.56%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神或祖先”。考虑到CFPS抽样范围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集中区域,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可能在数据中有所低估。 总体而言,CFPS各轮次调查的结果虽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持有明确、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3.国际机构数据:Pew与Gallup的结论 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集中的国家。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约90%人口不具有明确宗教归属;佛教认同者约占5%;基督教约2%-3%;伊斯兰教约1.5%。 与此同时,Gallup...
2026-05-22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2026-04-11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2026-05-05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2025-04-18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2026-06-04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2026-06-17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5日 摘要:本文探讨西方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在分析中国时,因高度依赖公开文献而面临的方法论局限。在中国语境下,公开信息存在明显的筛选机制,导致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公开表达的中国”,而难以触及“实际存在的中国”。这种结构性的可见性差异可能引发样本代表性偏差,进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政策逻辑的整体判断。文章强调,理解中国必须同时把握公开文本与其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可见信息等同于全部现实。 关键词:中国研究;智库分析;样本偏差;公开文献;认知结构 近些年,围绕中国的国际研究显著增多。西方智库、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持续投入资源,试图通过公开信息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结构与政策走向。相关研究大量依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的判断框架。 这类研究具有其合理性,也构成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一个基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仅依赖公开材料,是否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公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其边界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公开文献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它具备可验证、可引用、可追溯的特点,因此成为智库分析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在任何社会中,公开表达本身都存在边界。能够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筛选与规范性约束。这意味着,公开文献首先反映的是“可发表内容”,而不必然等同于“全部存在的认知”。 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尤为明显。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通常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这种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观点单一或者统一,而可能反映的是表达空间经过过滤后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开表达的中国”,二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两者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
2026-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