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在制度层面，不丹强调“国民幸福总值”（GNH）理念，将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社会稳定置于核心位置。高敏感度的地缘政治议题通常采取渐进处理方式，而非快速突破式决策。与中国建交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区域格局下可能被外界解读为战略信号，因此节奏必然审慎。 四、并非零互动：关系处于技术性推进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中不之间并非“断裂”状态。双方维持边界谈判机制，并通过技术性磋商推进问题解决。2021年签署的路线图文件，标志着双方进入更具结构性的谈判阶段。国际媒体与学术界普遍认为，若边界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建交的制度障碍将显著降低。 换言之，中不关系当前更像是“先划界、后建交”的路径安排，而非价值冲突或意识形态对立。 五、小结：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建交阻力 综合公开资料，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 第一，边界问题尚未解决，是直接技术性障碍。 第二，不丹高度嵌入中印战略互动结构，安全外溢风险较高。 第三，小国外交资源有限，决策趋向风险最小化。 第四，双方关系存在推进空间，但节奏受区域力量平衡制约。 从国际政治结构角度看，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南亚地缘政治中的“战略缓冲空间”问题。不丹的选择更多体现为风险管理逻辑，而非价值立场表达。...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在教学层面，她主讲《网络传播学》《网络营销》等课程，承担其它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近年来指导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得20余项奖励。主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拥有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在她看来，国际传播不只是传播技巧层面的事务，更关乎认知结构的塑造。当信息密度不断上升，简单放大声量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增加。真正有效的沟通，依赖于对对方知识体系与价值坐标的理解能力。 在海南自贸港这一开放场域中，她选择以长期主义姿态推进研究与实践，在结构性变化中寻找可持续的传播路径。 沈昊然系《无界传播》编辑。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向区域化倾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构建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超大规模自由贸易框架。东盟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区域内供应链黏性增强。 未来五年，亚洲内部贸易和产业协作将进一步深化。部分低端制造环节向东南亚转移，但核心零部件、原材料与技术环节仍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这种“外迁-再整合”模式意味着供应链分散化，但并非简单替代。 五、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多中心格局 所谓“近岸化”“友岸外包”确实在推进，部分国家试图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然而，中国在完整产业链、基础设施效率和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仍具有显著优势。全面替代成本极高。 更现实的趋势是全球产业链多中心化：中国仍是重要节点，但不再是唯一中心。未来五年，中国出口结构将继续向新能源设备、电动车、电池材料、光伏组件和高端装备升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占比将逐步下降。 六、绿色与数字规则将重塑贸易形态 气候政策与数字经济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制度变量。欧盟碳边境机制将直接影响钢铁、水泥、电力等产品出口成本。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将逐渐纳入国际规则谈判。 若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保持技术与规模优势，绿色转型可能成为出口新支柱，但若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受限，高端制造升级节奏可能受到制约。 七、风险与机会并存 未来五年的主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突发冲击、贸易制裁升级、金融波动外溢、技术封锁加码。主要机会则来自亚洲区域整合深化、南南合作拓展、新兴市场需求增长以及绿色转型红利。 总体判断，中国国际贸易环境将更加复杂、更加制度化、更加安全导向化，但并非全面收缩。规模增长可能趋缓，结构升级将成为核心任务。决定长期走向的关键，不在于短期顺差或逆差，而在于能否在技术标准、产业链位置与规则制定中提升主动权。...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在实际操作中，若将行政级别等同于专业能力，决策认知就容易建立在象征权威之上，而非实证分析之上。 三、专家被当作“背书资源”，而不是“判断资源” 在地方层面，出于宣传或规格考虑，专家常被用于提升活动层级或提升形象。这种做法本身并无不当，但如果把“站台背书”等同于“专业论证”，问题就大了。 “背书”解决的是形式问题，而“论证”解决的是认知问题。 如果专家参与只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研究意见没有进入决策核心，那么传播体系就可能出现一种结构性现象：活动很多，论坛频繁，报道数量可观，但国际认知改善有限。 这不是执行问题，而是入口问题——谁能真正影响决策。 四、真正的专家往往不会“顺着说” 真正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不确定性，指出潜在风险，提醒误读可能。他们可能不会给出简单肯定的答案，也不擅长迎合情绪。 但正是这种审慎，构成决策安全的基础。 如果制度更容易接受肯定式表达，而对风险提示缺乏耐心，那么决策体系就会逐渐听不到不同声音。短期看似稳定，长期却可能积累误判风险。 国际传播涉及国家形象和战略利益，一次重大判断失误，代价往往远高于一次活动效果不佳。因此，能否听到真实、专业、甚至不那么“好听”的意见，是认知质量的关键。...
世界在观察中国：七个结构性焦点
中国已成为影响全球风险分布、产业重构与规则演进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在全球议程设置的视野中，中国已从“规模性存在”转化为“结构性变量”。国际社会的兴趣并非出于情绪性关注，而是源于现实层面的系统影响。无论是资本市场波动、技术链条重构，还是地缘政治平衡，中国都在多个关键节点发挥作用。若从政策讨论密度、智库研究产出、媒体报道频率与跨国企业决策逻辑等维度综合分析，可以看到七个持续性的关注焦点。 一、经济走势与增长质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增长率变化往往引发全球资本市场联动。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通常会被各国央行与投资机构引用。外界关注的不仅是GDP总量，更是房地产风险处置、地方债结构、消费恢复力度以及高端制造业升级进展。 例如，当中国年度增长率在5%左右波动时，亚洲出口型经济体与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受到连带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评估与机会判断。 二、科技能力与技术博弈 科技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变量。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是观察中国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围绕高端芯片出口限制的政策争议，涉及企业如NVIDIA，成为科技安全与产业政策交织的典型案例。 国际社会既关心中国能否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也关注全球技术体系是否会出现“分层化”或“阵营化”。技术能力的变化，直接影响供应链布局与全球产业结构。 三、外交姿态与地缘政治角色 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中的立场具有系统性影响。无论是在联合国多边框架内的投票行为，还是在金砖机制中的合作倡议，都被外界视为全球权力结构演变的信号。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周边外交动态，是长期观察的重点。 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在复杂冲突中的沟通方式与战略表达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因为大国互动的误判成本极高。 四、社会治理与制度运行 疫情之后，外界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显著增加。数字治理能力、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以及社会稳定机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国际社会关心的并非简单的政策强度，而是制度反馈机制是否顺畅、社会弹性是否充足。 制度运行的透明度与政策调整节奏，往往决定外界对中国长期稳定性的判断。 五、人口结构与长期潜力 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是影响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路径的重要变量。劳动力供给、养老体系压力以及青年就业状况，都会改变经济增长模型。国际投资者通常将人口结构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依据。 人口问题并非短期波动，而是结构性约束。国际社会对这一议题的兴趣，源于对可持续性的评估。 六、文化影响力与叙事能力 随着影视作品、短视频平台与跨境社交媒体内容的传播，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能见度上升。国际社会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输出规模，更关心价值表达方式与叙事逻辑是否具有跨文化解释力。 在全球传播竞争中，叙事能力决定国家形象的稳定度。文化影响力的扩展，往往比政策声明更具长期效果。 七、军事现代化与地区安全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与区域安全动态，长期处于安全研究机构的核心议题。海空力量建设、导弹系统发展以及相关演训活动，直接关联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外界关注的重点是透明度、战略意图与危机沟通机制是否完善。...
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这种“策略性匹配”并不违规，但会带来激励结构问题。如果管理层的绩效与某一榜单名次直接挂钩，那么资源配置就可能围绕该榜单指标优化，而非围绕长期学术使命布局。 在一些情况下，校长或管理层确实倾向于选择最有利的排名赛道，以便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与政策支持。排名成为一种可传播的绩效符号，而非单纯的学术评价工具。 这是一种典型的治理逻辑与知识逻辑之间的张力。当排名进入行政考核体系，指标就可能压倒使命。 四、代理人问题与制度激励 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激励机制。 高校管理者处在任期制与绩效评估框架之中，必须向主管部门和社会交出可量化成绩单。排名恰好提供了一个清晰、可传播、可比较的指标。因此，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后，可能形成系统性倾向：围绕排名优化，而非围绕长期学术积累。 这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全球范围内，排名已成为教育市场化竞争的重要工具。但在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环境不同的背景下，其后果可能更加复杂。 如果排名成为资源配置与晋升考核的核心依据，那么高校容易陷入“指标游戏”。论文数量、国际化比例、科研项目规模被优先强化，而本科教学质量、人文学科积累和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可能被边缘化。 五、真正的核心问题 因此，争议的焦点不应停留在“纸老虎”这样的情绪性判断，而应回到三个问题： 第一，排名是否等同于综合实力？显然不是。...
文章推介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naugural Statement
——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