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认知福祉”：一个中国学者陌生的重要概念
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Puppis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 Hyzen等将“认知福祉”界定为：为个体在公共领域行使认知能动性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与能力。 一个人拥有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意味着他不仅能够接受信息，而且能够主动寻找信息、比较信息、判断信息、形成信念，并在新的证据出现时修正原来的判断。 它与“信息素养”之间具有重要区别。 信息素养主要关注个人有没有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判断信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认知福祉则进一步追问：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支持他完成这些认知活动？ 如果一个人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却无法判断来源是否可靠；如果算法不断按照过去的行为把相似信息推送给他，使他几乎看不到不同观点；如果公共机构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解释复杂问题，那么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信息辨别能力。 二、数字社会的“认知危机” 数字平台出现以后，信息越来越受到数据化、算法化和平台化机制的影响。 一个人看到什么，不再完全由自己选择，也不完全由编辑选择，而越来越由推荐系统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兴趣和数据画像进行预测。 过去的信息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够”；今天的问题是“信息太多，却未必能够形成可靠认知”。...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部分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校招项目以及一些人才政策，对应届毕业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或者倾向性安排。 因此，这场纠纷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107个人丢掉了工作，而是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承担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应届生来说，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求职路径被重新打乱。 这就是为什么“方法简单生硬”几个字格外重要。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理瑕疵。 它发生在一个议价能力最弱、又最看重第一份工作的群体身上。 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给力的“规则抓手” 据报道，部分被解约毕业生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信息；还有人联系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合规渠道，并尝试向欧洲相关机构提供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欧盟机构已经正式受理此案，相关欧洲企业也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启动调查。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些行动没有意义，也低估了事情的变化。 关键不是“欧盟有没有立刻受理”，而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企业有自己的“软肋”。...
伊朗攻击美国中东基地，这给亚洲国家什么警讯？
伊朗持续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正在产生一个溢出中东地区的战略效应：美国传统的海外军事基地体系的安全性和持续作战能力正在受到重新检验。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4日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军事优势，也不意味着亚洲国家会因此转向中国。但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亚洲国家而言，中东战争至少提出了过去不够突出的问题：美国的亚洲基地会比美国本土更容易被攻击吗？如果美国同时面对多个战略方向的危机，其军事资源和安全承诺还能否始终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一、固定军事基地可能不再是绝对安全的“力量支点” 过去几十年，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遍布欧洲、中东和亚太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不仅承担驻军和后勤功能，也是美国进行远程军事投送的重要支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正在改变这一传统假设。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大型军事设施距离伊朗较近，长期处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美国在此次战争中遭受的基地损伤，使华盛顿开始重新评估这些大型固定基地的战略价值。最新报道显示，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战争结束后减少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并重新思考是否值得按照过去的规模重建受损基地。 这并不意味着“基地无用”。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军事基地的功能逻辑：过去强调的是集中、规模和持续部署；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分散、机动、隐蔽和快速转移。 这对于亚洲尤其重要。因为美国在日本、韩国、关岛以及菲律宾等地，同样拥有大量具有战略价值的固定设施。随着精确打击武器、无人机、远程导弹和卫星侦察能力不断发展，亚洲国家需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发生高强度冲突，美国部署在亚洲的军事设施究竟是安全保障，还是潜在的打击目标？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安全困境。 二、美国的军事优势仍然存在，但“全球同时应对危机”的能力值得观察 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是能够把全球军事资源进行调配，但这种能力同时存在一个基本约束：美国的军力并不是无限的。 当中东战争长期持续，美国需要不断投入航空兵力、航母、防空系统、弹药、后勤力量和其他战略资源，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这些资源从哪里来？ 近期美国已经把重要军事资产从亚洲方向调往中东。例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被重新部署到中东。菲律宾方面虽然表示，这不会影响美菲防务合作，但这一行动本身已经引起亚洲安全界对美国军事资源配置的关注。 这并不能简单解释为“美国正在放弃亚洲”。事实上，美国仍然明确把印太作为核心战略方向。 但战争暴露出的真正问题是：当中东、欧洲和印太同时出现严重危机时，美国能否同时满足三个方向的军事需求？ 三、亚洲盟友可能开始重新思考“安全依赖” 亚洲很多国家并不是简单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一”。它们真正追求的通常是：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同时尽可能保持战略自主。 这种模式过去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但中东战争提出了新的变量。 亚洲盟友必须考虑：当其他地区同时发生危机时，美国还能在本地区维持多大规模的军事存在？ 这并不是对美国的不信任，而是任何国家进行战略规划都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 菲律宾的反应很有代表性。美国将部分军事力量调往中东之后，菲律宾官方仍强调美菲防务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假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起中国间谍活动。 第一步，是确认事件本身。 第二步，是判断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则可能进一步判断：这是否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具体事件可能被纳入“外国干预”框架；多个事件又可能被纳入“中国安全挑战”框架。 当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都被放到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解释时，最终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判断：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人为操纵，也不意味着情报机构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但它值得被研究。因为从具体情报到宏观国家认知，中间经历了一个概念扩大、议题整合和意义赋予的过程，而情报机构掌握着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三、情报机构有特殊权力，也面临特殊的制度压力 情报机构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调查权限、技术资源以及大量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判断天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很少被讨论的制度性问题：情报机构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情报机构的核心成绩之一，就是发现风险、预警威胁、阻止事件发生。风险发现得越多、越重要，机构的必要性似乎就越容易得到证明。 这当然不能推导出“情报机构故意制造威胁”，但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主要负责发现威胁的机构，会不会逐渐形成一种以风险为中心的职业观察方式？...
北京对台认知战的三个新特征
认知战的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近日发表文章《中国对台“认知战”行动手册》（Inside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Playbook Against Taiwan），作者Bram Wells。文章从灰色地带竞争、社会裂缝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所称的北京对台认知战新变化。 一、从传统信息战走向“灰色地带”认知战 FPRI认为，中国对台施压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将外交、经济、军事、网络和信息行动结合起来，在没有直接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持续施加压力。文章将这种方式放在“灰色地带”（gray zone）竞争框架下理解，并认为认知层面的行动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宣传往往试图使对方接受某种观点，而认知战更加关注对方如何形成判断、如何进行决策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如何相互理解。换言之，其作用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文章认为，中国对台相关行动与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存在一定配合关系。例如，军事活动可以制造持续的安全压力，经济议题可以引发对产业和就业的担忧，而信息传播则可能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政府政策、美国安全承诺以及两岸关系的判断。不同领域的压力叠加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和政治环境。 这一点意味着，观察台海认知竞争，不能只统计网络上的“假消息”数量，也需要观察军事活动、经济关系、政治争议和网络传播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二、更加注重利用社会裂缝 FPRI文章特别强调的第二个变化，是所谓认知战不一定需要凭空制造一个完整的虚假故事，而可以利用台湾社会已经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再通过网络传播将其放大。 文章举到的一个案例是围绕台积电和美国关系的争议。有关“美国掏空台积电”以及美国最终可能放弃台湾的说法，本身就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公共讨论中。FPRI认为，中国相关网络行动并非完全从零开始制造这种叙事，而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担忧进行放大。 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理解信息战的一个传统方式。 如果一条信息完全是虚构的，那么识别和辟谣相对容易；如果信息建立在真实事件、真实矛盾或者社会已有担忧之上，情况就复杂得多。例如，美国对台积电投资和产业政策确实已引发台湾社会讨论，美国是否会长期承担台湾安全责任也是现实存在的政治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播过程中加入夸张甚至错误的信息，其传播基础仍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 因此，文章认为，认知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能不是让台湾社会形成统一的“中国立场”，而是加剧台湾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不信任。...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荷兰AIVD长期警告中国经济间谍和技术获取风险，并指出中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可能造成敏感知识和技术流失。比利时国家安全局VSSE也将中国的间谍、网络活动和经济影响作为重要安全议题。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来同样逐步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规律：中国投资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往往首先被情报安全系统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随后才进入经济政策、投资审查和公共讨论。 二、为什么首先是情报安全机构？ 一个很简单的传播学规律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经济部门看一项投资，首先看到的是资本、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企业看到的是利润和商业机会；外交部门关注的是双边关系；情报机构的职业任务则是发现隐藏关系、潜在威胁和异常行为。 因此，面对同一家中国企业，经济部门可能问：“它能够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 情报机构可能问：“它与谁有关联？能够获得什么技术？能够接触什么数据？能够控制什么基础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商业能力是否可能转化为战略能力？” 三、职业视角如何影响“问题定义”？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传播学问题：问题定义。 情报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天然更加关注风险。当它发现某项投资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并通过政府内部报告、投资审查、企业安全指南或者公开报告把这种判断传播出去后，一个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可能逐渐被重新定义： 中国投资→技术获取→关键产业风险→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中国外宣干部亟须避开“四个坑”
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二个坑：合作共建时，重名头、轻实力，专业化成色不足 当前，各地共建国际传播学院、研究机构的热情持续高涨，国际传播阵地建设不断提速。但必须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外宣是国际传播的组成部分，但外宣不等同于现代国际传播。 传统外宣拥有成熟的工作体系、固定的运行模式和独特的工作优势，核心侧重对内统筹资源、对外定向发声。而现代国际传播面向全球不同国家、多元文化圈层、差异化媒介生态下的海外受众，工作维度更为立体，专业要求相当严苛。它的核心目标不止是“把声音传出去”，更要深度研判海外受众的认知逻辑、国际媒体的报道视角、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壁垒，精准追踪传播落地效果、受众反馈与后续舆论反响。 因此，机构名称冠以“国际传播”字样，并不代表具备了国际传播履职能力。 评判一家机构的专业水准，不能只看挂牌名头、机构头衔、行政层级，核心要看六大硬核能力：是否拥有现代国际传播理念、是否熟悉地缘博弈语境下的国际传播生态、是否掌握跨文化内容原创与适配生产能力、是否拥有稳定优质的国际传播渠道、是否建立科学规范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是否落地过成熟的国际传播实战项目。 如果只是将传统外宣工作简单更名包装，叠加零星的国际合作项目，便仓促冠以“国际传播”名号，极易陷入形式主义误区，看似阵地全面升级，实则传播质效停滞不前，甚至陷入泥潭。 国际传播阵地可以多点布局、全面铺开，但真正的专业传播能力，绝不是靠简单挂牌、更名就能凭空生成的。 第三个坑：选聘顾问时，重头衔、轻能力，专业适配度偏低 随着国际传播行业热度攀升，各类冠以“国际传播顾问”“首席专家”“高级研究员”等头衔的从业者大量涌现。现在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专家应至少同时具备深厚的传播学素养和国际政治修为，应常年深耕于国际传播领域。 甄选国际传播专家，评判标准从来都不在于头衔、人脉和曝光度，而在于三大核心维度：深耕哪些核心研究领域、落地过哪些成功的实战案例、能够解决哪些具体的传播难题。 在战术层面上，真正具备核心价值的国际传播专家，能够精准解答海外受众的认知差异根源，系统识别海外误读的核心原因；能够为地方精准筛选优质传播议题、定制适配海外语境的传播方式，同时对传播落地成效开展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研判。...
文章推介
万斯副总统称中国人为“乡巴佬”？
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世界传播：被中国学界忽视和误解的传播理论
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致辞：努力未必有回报
文/刘悦心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在2019年入学典礼上的致辞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甚好。 中国网民评论说：“这才是人文教育”；“没有高大上，只有接地气”；“这才是真话”；“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有些人因这篇致辞而喜欢上教授，喜欢上日本教育和日本，这让国内那些做国际传播的情何以堪？ 上野千鹤子教授致辞中最打动中国人的，是下面这段话： 你们一路坚信“努力必有回报”才走到了今天，但前方等待你们的却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你现在之所以觉得“努力一定有回报”，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你所处的环境始终鼓励着你，推动着你，有人牵着你的手引领前行，更有人认可你的付出，不吝赞美。但这世上，有人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回报，有人想努力却无力挣扎，更有人因过度拼搏而身心俱疲。所以请不要将你们的努力仅仅用于让自己脱颖而出，不要用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卓越的能力，去贬低那些不如你们幸运的人，而应该发挥这些努力来帮助他们。最后，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他们互帮互助，彼此扶持。 问题是：为什么如此质朴的话，会打动这么多中国人？ 中国大学的入学致辞，有几篇能传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