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这意味着，围绕西藏的信息生产、政策讨论、国会监督、媒体报道和社会组织传播，已经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机制。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面对的，并不是某一轮国际舆论，而是一套长期存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体系。 二、回应国际关切，不等于接受他人的叙事 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担忧是：如果持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他人设置的话语框架？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传播学上需要作出区分。 回应国际关切，并不等于接受国际关切背后的价值判断，更不意味着认可他人的叙事。 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有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有的存在误解，有的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影响，还有的可能包含错误信息。 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默认其前提，而是通过公开事实、充分证据和完整背景，帮助国际受众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如果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某些议题，而传播者始终选择回避，那么国际受众就只能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答案。这种情况下，传播主动权反而更容易流失。 从传播规律来看，沉默并不会消除关切，回应才有可能减少误解。 三、回应国际关切与主动设置议程，并不矛盾...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它能够观察到俄朝关系的变化，却未必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变化在整个东北亚战略结构中的真实含义。 事实上，俄朝关系升温与中国影响力下降，并不必然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外交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消失。 朝鲜获得更多战略选择，不等于中国失去其战略地位；俄罗斯作用增强，也不意味着中国被俄罗斯取代。 二、西方分析框架的问题在哪里？ 西方对中俄朝关系的误判，根源在于其分析框架本身。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研究机构习惯于用联盟政治逻辑观察东北亚政治。 在这种框架中，国家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相对固定的阵营结构。 如果一个国家与某一伙伴关系加强，就意味着与另一伙伴关系减弱；如果一方获得影响力，另一方就必然失去影响力。 这种思维方式在北约体系内部或许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放在东北亚地区却容易失真。 中俄朝三国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冷战时期军事同盟体系那样的严格等级结构。...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面向不同受众，所用的话语体系、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策略不尽相同。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二、目前报道大会的，主要是哪几类媒体？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台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台湾《风传媒》等。 第三类是国际友中小众媒体，散布于欧洲、亚洲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报道大多属于活动简讯，而未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报道本次大会的媒体中，《南华早报》是最具国际传播价值的媒体之一，其报道有助于信息突破中文圈，触达更多全球读者。...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国际政治本身距离普通公众非常遥远。 绝大多数人无法亲自接触外国政府，无法参与国际谈判，无法了解外交决策过程，更无法掌握各国真实战略意图。 因此，人们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各种传播系统，而所有传播系统都是过滤系统。 二、大众传媒是第一层过滤系统 国际社会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不可能全部进入新闻报道。 媒体必须进行筛选：哪些新闻值得报道？哪些新闻值得放在头版？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解读？哪些信息可以忽略？ 这些选择决定了公众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 公众面对的并不是完整的国际现实，而是媒体选择后的国际现实。 不同国家媒体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 同一国际事件，美国媒体、中国媒体、英国媒体、俄罗斯媒体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 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经过解释后的版本。...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对于这些趋势，很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并非没有认识。 问题在于，认识到问题与推动改革是两回事。 在现有组织运行逻辑下，改革意味着不确定性，而维持现状往往意味着安全。 如果主动推动创新，尝试新的传播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或新的工作模式，一旦效果不理想，责任往往会具体落到个人身上。 相反，如果沿用既有做法，即使效果有限，因是照章办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责任风险会被组织体系分散和吸收，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 于是，一种理性的组织选择便出现了： 不改革未必有功，但通常不会有过，而一旦改革不理想，有可能会被追责。 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改革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这里所说的宣传思维，并非贬义概念，也不是针对机构、群体甚至国家的批评。...
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首先来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19世纪德国工业化崛起曾引发英国警惕；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曾引发美国焦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扩张也曾引发其他国家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甚至警惕，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力增长还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国家和企业可能面临现实利益损失。 因此，很多担忧实际上源于利益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此外，由于中国与部分国家在制度、文化和战略传统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缺乏足够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焦虑。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发现，国家往往并非最害怕确定的威胁，而是最害怕无法准确判断的未来。 因此，权力转移、利益竞争和安全焦虑，共同构成了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国际体系基础。 二、传播与认知因素：人们面对的未必是真实中国...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公开报道能够证明的是访问发生了，双方进行了会谈，表达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至于“争夺影响力”“平衡俄罗斯”“制衡美国”等说法，则更多属于分析者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做出的推测，而非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二、中国人理解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果让许多中国普通人来理解此次访问，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更加朴素的解释：这就是一次“走亲戚”。 当然，这里的“走亲戚”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种关系逻辑。 在中国社会中，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达成某项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是见个面、聊聊天、维系联系，本身就具有价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经验。 然而，许多西方观察者却习惯于用交易逻辑理解国际关系。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签署协议、宣布项目或者达成具体成果，访问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时，便容易得出“象征性访问”“缺乏实质内容”的结论。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三、被忽略的“关系维系”功能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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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建成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2025年10月19日第一届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圆桌论坛上的讨论，9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名单及办学特色如下： 1. 福耀科技大学：由曹德旺创办，位于福州，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聚焦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如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2. 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深圳，是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办学模式，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采用“631”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 3. 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本科生培养遵循“宽口径、厚基础、小规模、国际化”原则，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和重点产业。 4. 西湖大学：位于杭州，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聚焦基础研究，师资力量雄厚，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 5. 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办大学，学科交叉建专业、三院一体育人才”为办学特色，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构建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为每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的学业导师、生涯导师和产业导师。 6. 康复大学：位于青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康复+”为引领，构建医学、理学、工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康复学科专业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先进康复理念和自主创新精神，能够引领康复事业发展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7. 大湾区大学：位于东莞，是广东省属公办大学，定位为理工科、小而精、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松山湖校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滨海湾校区联动龙头企业，推动成果转化。 8.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省市共同建设，具有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特点，实施3年体育必修课，要求学生全员加入体育俱乐部，在重大科研平台申报中形成“行政+学术”联合攻关机制。 9. 深圳技术大学：该校以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注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与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中国正在筹建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无界传播》高度关注台湾议题，欢迎加入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