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但如果把视线向南移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一、澳大利亚当年发生了什么？ 新西兰今天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发生的那场认知转变。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影响和外国干预的关注，首先始于安全和情报系统的警告。 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经开始向主要政党高级官员通报外国政治影响风险。当时，这些信息并没有立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心议题。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随后两年。 2016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中国商人、政治捐款、政治人物以及中国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节目播出《Power and Influence》，集中调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华人社区中的影响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坛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Sam...
中国软实力超过美国了吗？解读两项美国民调
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一个国家需要表达什么，需要维护什么，需要向世界介绍什么，这属于政治层面的判断。 问题在于：政治正确并不会自动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个观点即使符合传播主体自身逻辑，也未必能够被外部受众理解、接受。有时甚至相反。 因为国际传播面对的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具有不同历史经验、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的社会。 二、技术正确：政治目标实现的传播条件 所谓技术正确，指的是符合传播规律。它关注的是：如何传播？如何让传播产生预期的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送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需要经过文化环境、媒体渠道、受众经验、价值框架，最终才能形成传播效果。 因此，国际传播必须研究：谁是受众？受众如何理解？为什么接受或者拒绝？什么样的表达能够降低误解？什么样的叙事能够建立信任？ 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只强调“我们讲了什么”，而不关注“别人如何理解”，那么传播就可能陷入自我循环。 三、哈贝马斯：有效沟通需要共同基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原理”，为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此次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地方国际传播项目是否具备成熟的制度保障。 在开放环境下，国际化人才参与文化传播、城市传播是正常现象，但越是涉及国际传播，越需要规范化管理。 相关机构应建立： 1.规范的决策和招聘机制，确保程序公开透明； 2.完善的人员审核机制，既保障开放交流，也防范潜在风险； 3.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内容管理机制，避免因个人因素影响机构形象； 4.现代化的危机预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开放需要制度支撑。没有制度保障的开放，容易产生社会疑虑；缺乏开放意识的安全管理，也可能削弱国际交流能力。 三、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本质上是开放治理能力 敦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这一事件受到关注具有一定必然性。 但是眼下，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善待舆论监督，就是守护国家命脉
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一个社会，只要信息渠道畅通，群众就会相信：问题会被关注，诉求会有回应，权益会被守护，未来就有希望。 这份相信，正是社会稳定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基石。 三、支持舆论监督，才能增强国家治理韧性 真正强大的制度，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后能够站起来、走得更稳。真正成熟的国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有勇气承认、有能力修正。 历史反复提醒我们：许多重大风险，并非输在资源不足，而是败在信息失真、判断走偏、反馈滞后。如果决策层长期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可能对真实世界失去感知。健康的舆论监督，恰恰能让国家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灵活地调整步伐，更从容地应对风浪。 保护舆论监督，就是保护国家的清醒，保护治理的弹性。 四、支持舆论监督，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 《联合国宪章》呼唤和平与进步，《世界人权宣言》确认表达与分享的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信息开放、社会监督、治理有效，早已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然，舆论监督不是无序的情绪发泄，更不是不负责任的传播。真正有价值的监督，必须扎根客观事实，心怀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五、守护国家命脉，需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敦煌国际传播不仅需要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壁画和艺术价值，更需要解释敦煌在文明交流中的意义。 为什么印度、中亚、波斯等不同文明元素能够在敦煌交汇？为什么佛教艺术进入中国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为什么敦煌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这些问题决定了敦煌国际传播的深度。 因此，传播敦煌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文化解释能力。 二、外国传播者的价值：帮助完成文化转译 外籍传播者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定优势。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文化意义转换。 同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中的理解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中国受众看到敦煌飞天，往往能够调动历史教育和文化经验，但海外受众可能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宗教、艺术和历史逻辑。 一个熟悉海外文化环境的传播者，可能更容易发现：海外受众真正关心什么？哪些文化差异需要解释？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国传播者可以成为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明确将“借嘴说话”列为中国在欧洲信息行动的重要策略之一。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本地影响者传递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成就以及支持俄罗斯立场等讯息，使内容更易被当地受众接受。这种“借嘴”策略能有效模糊信息来源，让信息显得像是本地自发观点。 二、多国报告已形成共识 这一示警并非孤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资深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在接受《德国之声》（DW）专访时指出，比起中国官媒，外国网红的“独立”身份更具公信力。中国正适应新媒体环境，大量增加与海外创作者的合作，尤其针对年轻受众聚集的YouTube和TikTok平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数份报告，如《Borrowing mouths...
海南曾计划让外国游客使用脸书推特：文件发布次日被删
2018年6月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开发布了《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这份文件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提出一系列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计划在海口、三亚等重点旅游城市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允许外籍游客在集聚区内正常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以提升海南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 然而，文件发布后迅速引发激烈舆论反弹。大量网民批评该政策实质上制造了“对外国人的特殊待遇”，被讽刺为“现代租界”“歧视中国网民”。在强大舆情压力下，该文件于发布次日即被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下架删除，相关报道链接也陆续失效，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期一次短暂而备受关注的“政策闪现”。 这份“短命”的文件不仅记录了海南早期探索国际化的尝试，也折射出当时网络舆论生态与政策调整的微妙互动。特此转发文件全文，供读者存档与研究。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7月24日 以下是文件全文。 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21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提高旅游国际化水平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16〕2号)，切实提升我省旅游国际化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明确海南定位，深入推进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加快推动全域旅游示范省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旅游管理体制，加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满足国内外游客对美好旅游日益增长需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通达性强，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开放度，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热带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二、工作目标 入境游客量进一步增加。力争2018年至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年均增长25%，到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实现海南旅游在港澳台、东南亚、日韩、俄语区等重点境外客源市场形成较高知名度;在中亚、西欧、澳新、北美、中东等新兴客源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 国际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自觉融入旅游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加大符合国际游客需求的多层次、差异化的观光型、度假型、娱乐型、商务型等多类旅游套餐供给力度，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打造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一线旅游品牌。 国际开放度进一步扩大。用好用足并争取更加开放的签证政策、免税退税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涉旅政策;优化旅游要素国际化空间布局，加强示范引领，打造若干国际游客聚集区、重点旅游国际化园区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着力推动旅游经济增长从单一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转变，打造平安、生态、康养、长寿、宜居、宜游、宜业、运动、婚庆及会奖的旅游品牌，增强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工作任务 (一)提高入境游客“可进入性”行动。 1.提升境外航班补贴实效，开辟和巩固境外直飞航线。...
文章推介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台湾“三生农业”：一种农业文明观的底层逻辑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农业究竟是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农业就是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 但在20世纪后期，台湾农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农业只是生产粮食，那么当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时，它是否会逐渐失去存在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三生农业”理念逐渐形成。 所谓“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 表面上看，这只是农业功能的重新分类，而实际上，它改变的是人们理解农业的方式。 在“三生农业”的视野中，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态系统。 因此，“三生农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农业文明观。 一、从“农业是产业”到“农业是系统” 长期以来，人类对农业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生产逻辑之上。 农业的任务是生产粮食。...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