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武器化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美国民调： 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Partners是一家英国民调公司，基本中立，不倡导特定外交路线，不直接表达对中国的立场。 这项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现在有些机构打着“民意调查”的旗号进行议程设置或情绪操控，有些甚至属于“民调武器化”的范畴。 2010年我在《青年记者》发表了“ 国外对民调的一般要求及争议”一文，详见（2010年1月上第27页）。与之对照，诸位看官就明白“伪民调”长啥样。
文章推介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ChatGPT 用户规模再创新高：每周活跃用户突破 8 亿
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2026年，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欧洲权威智库
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
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