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信任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理论指引
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制度传播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一问题纳入国际传播的理论视野。 二、什么是制度传播？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以制度传播思维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模式，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并尝试将国际传播嵌入全球治理体系。该文发表于2025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制度传播界定为：制度通过规则设计、政策执行、治理实践及其相关信息的流动，持续向外部主体传递信号，并影响其对制度运行、行为预期和合作条件的认知过程。 这一界定包含三个基本认识。 第一，制度本身具有传播属性。制度不仅配置权利、责任和资源，也会向外部主体传递有关行为边界、利益安排和未来预期的信息。制度的透明度、稳定性和执行方式，都可能成为外部判断的依据。 第二，传播与制度运行相互作用。制度决定了传播能够提供哪些可信证据，传播则影响外部主体如何理解制度、评估制度及其适用条件。制度传播是制度实践与外部认知之间的互动过程。 第三，制度传播的效果需要通过外部主体的判断和行为加以考察。受众是否理解相关规则，是否能够验证有关承诺，是否愿意据此做出投资、合作或其他行动选择，比单纯统计信息发布量更接近制度传播的实际效果。 由此，制度传播不等于介绍制度，也不等于将制度宣传得更有吸引力。它研究的是制度如何成为一种持续的传播信号，以及这种信号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产生可信度、可预期性和合作价值。 三、制度传播与传统国际传播有何不同？ 制度传播并不是否定内容传播、品牌传播或战略传播，而是要改变对国际传播作用机制的理解。...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文章推介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理论指引
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