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机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文章推介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