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2025-10-08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2025-07-22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2025-12-24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2026-04-15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2025-09-01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2026-03-31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2025-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