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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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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海外华人频繁卷入国家安全案件

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2026年5月,美国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华裔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承认“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并宣布辞职。美国司法部指控她与同伙运营面向美国华人社群的中文新闻平台,在未依法申报的情况下,根据中国官员要求发布亲中内容,包括涉新疆议题文章。其同伙孙耀宁此前已认罪并被判刑。该案在美国引发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华裔地方民选官员、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外国影响力问题。 当地时间 2026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陪审团裁定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有罪,认定其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协助运营所谓“中国海外警务站”,并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 更早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大量华裔学者与科研人员遭调查。虽然该计划后来终止,但它深刻改变了美国安全机构对华人科研网络与中美学术交流的认知。 今天,美国安全系统越来越强调,“中国影响力”不仅可能存在于传统情报领域,也可能通过社区网络、文化组织、华人媒体、学术合作以及地方政治等渠道发挥作用。 英国:议会与香港议题高度敏感 英国近年来对中国问题也明显转向强硬。 2023年,英国警方逮捕议会研究员Chris Cash,起初指控其涉嫌为中国从事情报活动,但后来检方撤诉。该案在英国引发深层讨论。...

文章推介

北美

美国司法如何“冻结”总统决定

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亚洲传播学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欧洲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Blog传播学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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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良十四警告AI武装化:技术正在突破文明边界

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亚洲北美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