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当传播渠道、数据资源或关键技术受到外部行为体控制时，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获取受限、数据暴露、基础设施依赖或关键传播能力受制于人的风险。将相关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能够为基础设施保护、技术管制、数据治理和供应链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降低国家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战略依赖，增强在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自主能力。 三、争夺地缘政治竞争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也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第三国的政策选择。国家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延伸至联盟关系、地区秩序及战略合作。 将竞争对手的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威胁，可以促使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跨部门协调，并争取盟友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为限制对手的媒体活动、技术应用或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依据。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可能超越风险防范，成为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其目标不仅是降低自身受到的影响，还可能包括限制竞争对手的行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第三国对双方的政策取向。 四、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国际传播安全化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界定传播活动的性质，谁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及谁能够决定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应受到限制。 当某些跨境传播活动被认定为安全问题时，相关国家可能推动新的监管标准、平台治理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或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具体传播活动，也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信息流动的条件。 因此，安全化可能成为塑造国际信息秩序的一种途径。能够影响威胁定义、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的行为体，往往也能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边界。 但规则塑造与规则垄断并非同一回事。安全化措施可能有助于应对真实风险，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过宽或执行权力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其国际影响取决于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适用的一致性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荷兰AIVD长期警告中国经济间谍和技术获取风险，并指出中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可能造成敏感知识和技术流失。比利时国家安全局VSSE也将中国的间谍、网络活动和经济影响作为重要安全议题。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来同样逐步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规律：中国投资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往往首先被情报安全系统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随后才进入经济政策、投资审查和公共讨论。 二、为什么首先是情报安全机构？ 一个很简单的传播学规律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经济部门看一项投资，首先看到的是资本、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企业看到的是利润和商业机会；外交部门关注的是双边关系；情报机构的职业任务则是发现隐藏关系、潜在威胁和异常行为。 因此，面对同一家中国企业，经济部门可能问：“它能够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 情报机构可能问：“它与谁有关联？能够获得什么技术？能够接触什么数据？能够控制什么基础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商业能力是否可能转化为战略能力？” 三、职业视角如何影响“问题定义”？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传播学问题：问题定义。 情报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天然更加关注风险。当它发现某项投资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并通过政府内部报告、投资审查、企业安全指南或者公开报告把这种判断传播出去后，一个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可能逐渐被重新定义： 中国投资→技术获取→关键产业风险→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信息不再只是信息：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
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文章推介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6“特习会”：中美元首究竟谈了哪些问题？
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场被外界称为“特习会”的峰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战略沟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此次会谈并未达成类似“大交易”式成果，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突破性协议。不过，它仍然被广泛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层互动，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海风险上升、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经济承压、AI竞争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目标，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防止失控”。那么，这次“特习会”究竟谈了什么？ 一、台湾问题：峰会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是此次会谈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议题。 从公开报道看，中方在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并警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则继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在表述上明显更具“交易型”风格。 国际媒体尤其关注几个细节： 其一，美国近期部分对台军售安排被暂时延后； 其二，特朗普在部分场合中，将台湾问题更多纳入“谈判筹码”逻辑，而非传统“价值同盟”框架； 其三，台湾内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讨论明显增加。...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