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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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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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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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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Blog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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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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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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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