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2025年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还可能针对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综合性科技与网络对手，而非传统军事竞争者。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能力扩张高度关注。2025年ATA报告列举了中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强化太空与网络战能力，并在核武库扩张方面动作明显。 关于核武库规模，美国相关报告（如年度评估和国防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扩张其战略弹头。根据公开估计，中国核弹头可能已有约500枚，且在未来仍有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的核扩张对美国构成长期战略威胁，并可能进一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核平衡。 这一系列军事和核能力的评估，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地区性挑战，而是把它列入未来可能与美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主要对手。 在2024年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舆论，其目的包括边缘化批评者、加剧社会分裂。 情报机构指出，中国正在运用影响活动来塑造西方国家政策偏好、舆论环境和制度规则。 更深层次的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的技术竞争、供应链控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挑战的一部分。许多分析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规则体系竞争者”，而不仅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对手。 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能力快速提升。无论是网络、人工智能、太空、核武，还是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过去数年里都持续加大投入，并已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情报界不得不重估这种能力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结构性影响。...
美国禁止驻华政府人员与中国人恋爱或有性关系
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文章推介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