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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在尝试发挥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及中国外交部长分别与交战双方接触,并呼吁重启停火机制。这一外交互动虽显示出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一定协调,但实际上也体现出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布局。 五、战略对峙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峙并非局限于单一事件,而是呈现出多层次、跨领域的竞争态势: 2.技术与经济竞争:围绕高端技术出口控制与供应链重构,中美双方在科技与产业战略上展开对抗,竞争影响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格局。 3. 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从南海到东盟周边冲突调解,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到多边机构参与,中美都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与战略联盟。 4.政策与舆论互动:中美之间的政策动作往往伴随着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双方对外的战略陈述、媒体传播与政策解读,都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各自战略立场的理解或支持。 六、国际与市场反应 持续的中美对峙也对全球市场与国际政治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及技术制裁措施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之一。此外,美国国内与盟友关系也被卷入这一大国竞争的框架中,这对全球政策协调与经济复苏构成压力。 结语:战略竞争成新常态 中美战略对峙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性、长期化的国际关系特征。未来,中美如何在竞争中管控风险、维持沟通渠道、避免误判,仍是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要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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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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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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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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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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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传播学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