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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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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体系能力,包括全球顶级大学体系、 世界最强金融体系、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盟友网络、高端人才吸引能力、军事投送能力、全球文化传播能力。 更重要的是,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制度韧性。美国的问题很多,但美国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它能够把内部危机公开化、冲突化,并在持续争论中完成自我调整。 很多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混乱的一面”,却容易忽视美国“纠错的一面”,而后者,恰恰可能是美国长期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传播学中的“托马斯原理” 传播学与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理论,叫“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结果上就会成为真实。 它的含义并不复杂:人们如何理解现实,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而行为又会进一步改变现实本身。 如果越来越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衰退”,这种认知就可能影响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对风险的判断、对国际秩序变化速度的预期、对中美竞争结果的想象。这些认知,又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策、舆论与战略行为。 国际关系史上,很多重大误判,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方”,而是因为“过度相信自己已经看透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大国竞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竞争,也是认知竞争。 “自我实现的预言”风险 社会学家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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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亚洲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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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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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