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of narrative)与“道德逻辑”(logic of virtue-signaling)——通过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为何正义”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对美国而言,道德判断优先于事实验证。 当中国展示自身制度成就时,美国社会往往首先评估其“价值立场”而非“治理绩效”。这种差异并非无知,而是一种深层的“符号秩序差异”:中国以“秩序生产”为认知核心,美国以“意义生产”为认知核心。 三、认知错位的结构性后果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持续“语义错位”: 在这一错位中,中国的理性话语无法进入美国的叙事系统,而美国的道德指控也难以在中国语境中获得共鸣。双方并非缺乏沟通渠道,而是缺乏认知翻译机制。 四、走出误解的可能路径 化解这种结构性误解,关键不在于“改变对方”,而在于重构认知互译机制(Cognitive...
2025-10-11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2026-05-26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2026-03-31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2026-07-31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2026-05-04The future of Taiwan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two sharply...
2026-06-01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202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