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其庞大规模与强劲消费力,穆斯林旅游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旅游细分市场。众多国家和地区(含港澳台)已竞相构建穆斯林友好旅游体系,而海南的专项政策仍待出台。发展穆斯林旅游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促进人文交流与软实力提升,在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对增进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交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多项国际研究表明,发展穆斯林高端旅游不会对目的地安全构成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海南打造穆斯林友好旅游生态的重大意义 海南发展穆斯林友好旅游,有助于优化旅游市场结构,还会对政治、文化及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动能。 (一)经济层面 据 Mastercard与全球穆斯林旅游研究机构CrescentRating(新月评等)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显示,2024年国际穆斯林游客已达1.76亿人,较 2023 年增长约 25%,预计2030 年将增至2.45亿人,穆斯林游客年度旅游支出有望攀升至 2300 亿美元。据Future Market Insights 估计,全球清真旅游市场将在2025年突破3020亿美元,2035年达到约 548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1% 。另据Market Research Future 估算,该市场将从2023年的2565亿美元增长至2032年的4109亿美元。 海南切入这一增长迅猛的市场不仅有助于拓展国际客源、增加收入规模,还能激活住宿、餐饮、购物、金融、文化体验等产业,实现产业链联动与经济乘数效应。通过优化客源结构,能有效分散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升海南旅游业的国际市场韧性与竞争力。...
2026-06-02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2026-08-182026年10月16日-18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四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举行,来自中国与尼泊尔的约50位专家欢聚一堂,就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约18日 应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孙勇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毕教授以《国际传播安全化及其对策建议》为题做线上专题汇报。在介绍国际传播安全化概念及其危害之后,毕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认知壁垒,并就策略优化提出个人建议。他的跨文明对话立场引起与会者热议。 “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由孙勇教授团队创建,聚焦中国-尼泊尔关系和南亚话题组织跨学科国际对话,如今已成功运行四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尼泊尔加德满都政策研究室顾问、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博迪亚尔(Leela Mani Paudyal),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卡尔基(Mrigendra Bahadur Karki)教授、雷格米(Balmukunda...
2026-10-18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2025-02-22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2026-07-02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2026-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