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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调查: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矛盾心理

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这种区分也体现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评价上。台湾好感度为61,俄罗斯59,新加坡49,欧盟40,美国32,日本19。至少从这组数据看,中国公众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西方国家视为同一个整体。 三、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却不排斥特定条件下使用强制手段 台湾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度结构。 一方面,中国公众明显偏好非军事方式。83%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进两岸经贸往来,72%支持便利台湾居民在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支持通过正式谈判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比例,从上一轮的52%升至66%。同时,51%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问题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众完全排斥强制手段。假设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约四分之一支持全面军事攻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中美峰会之后,支持全面军事攻击的比例从21%升至29%,18至39岁人群则从17%升至34%。 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简单的“主战”还是“主和”,而是和平偏好与条件性强制同时存在。在现状下,和平交流、经济联系和谈判获得较高支持;一旦受访者设定的情境发生根本变化,对强制手段的接受程度则明显上升。 这种“条件性”同样出现在其他国际安全议题中。对于伊朗战争,60%支持中国推动调停,54%支持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但支持提供武器的只有23%,支持直接提供军事支持的仅15%。与此同时,支持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比例达到59%。对俄罗斯也是如此:62%支持即使面对西方制裁仍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但支持派遣中国军队援助俄罗斯的仅约五分之一。 结语:中国社会对外心态日趋复杂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公众究竟“更强硬”还是“更温和”,而是他们判断国际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好恶,可以与对具体合作的判断分离;对和平的偏好,可以与特定条件下对强制手段的接受分离;对中国实力的信心,也可以与对外部风险的警惕同时存在。这意味着,中国公众的国际心理越来越难以用单一的“亲谁-反谁”“主战-主和”来解释。 这对国际传播尤其重要。传播者如果只看到公众态度的表层结果,很容易把“低好感”理解为“拒绝合作”,把“实力自信”理解为“对外强硬”,把“支持和平”理解为“排斥一切强制手段”。此次调查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不是公众站在哪一边,而是他们依据什么条件形成判断、如何权衡利益与风险,以及什么因素会促使这种判断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调查的价值并不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看世界”,更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国际心理变化的窗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中国公众面对外部世界的心理结构可能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自信不再意味着无风险感,合作也不意味着认同,和平也不意味着放弃底线。理解这种复杂性,或许比简单判断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硬”更接近真实。...

文章推介

传播学

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亚洲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欧洲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亚洲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亚洲传播学北美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亚洲传播学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