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2025-02-26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2026-04-25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2026-05-26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2026-08-14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2026-05-05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026-01-01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2025-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