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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鹰龙传媒集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和文化活动于一体。其旗下平台主要服务美国华人,同时也参与中美影视文化交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是“中美电影节”。 从业务模式看,鹰龙传媒具有典型的海外华人媒体特点:一方面,它服务移民社区,为美国华人提供中英双语信息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中国文化资源和美国社会,通过影视、文化活动等方式推动中美交流。 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它既可以被看作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平台,也可能成为美国安全部门观察中国海外影响力时关注的对象。 二、美国到底关注什么? 如果仅从影响力看,鹰龙传媒并不是美国主流媒体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它的主要受众是华人社区,也不是美国大众新闻体系中的全国性媒体。 那么,美国安全部门为什么关注它? 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近年来对外国影响力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关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明确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近年来,关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外华人媒体、文化交流组织、社会团体、地方政治关系网络。 背后的逻辑是,美国越来越重视“关系网络”本身。换句话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机构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这个机构连接了谁?”“这些连接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社会认知和政治环境?” 这是近年来美国政策研究中频繁出现“影响力网络”“关系映射”(network mapping)等概念的原因。 三、从媒体问题到安全问题...

文章推介

亚洲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亚洲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传播学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亚洲北美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

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亚洲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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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