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因此,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或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否透明;二是海外社会团体是否在特定议题上受到外部协调或影响;三是个人、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政治影响渠道。 这种关注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社会安全困境”:开放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优势,但开放也可能产生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 三、认知竞争升级:信息传播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对信息环境和认知空间的塑造。过去,国家间竞争主要争夺资源、市场和地缘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谁能够影响公众如何理解现实,谁就可能影响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 在这一逻辑下,美西方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关注,与其对“中国影响力传播”的整体担忧相关。它们认为,海外组织网络、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人员联系,都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此,其关注的不仅是“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谁在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是否存在组织化协调”。这与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外国恶意影响”(Foreign Malign Influence)、欧盟关注的“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FIMI)等概念具有相似逻辑,即关注外部行为者如何影响国内信息环境。 四、海外华人身份与政治认同:民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人群体规模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不断增强。美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在这种联系增强过程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2026-07-27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2026-02-09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2025-03-20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2025-05-16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2026-05-31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2026-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