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顾明川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0日 2026年4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生调剂复试工作发生重大失误。12名考生收到并确认复试通知后,学院临时取消了复试资格。对此,海南省教育厅回应称,确实是学校方面的原因。 据传,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委书记曾做出批示,教育部予以关注,海南省教育厅进行了调查。上述情况目前尚未见有关方面公开确认,但如果相关信息属实,那么公众更加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五个月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调查和处理结果? 12名考生最终能够恢复复试资格,只能说明考生眼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并不意味着招生事件本身已经处理完毕。 有关方面至少应该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责任如何认定?有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校采取了什么整改措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公开答案,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当事考生的权益。它首先损害的是高校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研究生招生是高校最重要、最敏感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考生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考生和家长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看学校排名、专业实力和就业前景,也判断这所学校是否公平、规范、可靠,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面对一次已经造成实际影响的招生事件,学校迟迟没有公开责任认定和处理结果,公众难免会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如何看待这次事件?是否进行了反思?是否建立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高校的声誉,不仅建立在取得了多少成绩之上,也建立在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面对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而事件长期没有公开结果,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规范招生秩序的重要职责。对于研究生招生这样的重大事项,如果出现问题之后长期没有公开处理结论,容易使考生和社会产生一种不良感受:面对高校招生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这种疑问一旦形成,影响的就不再是一所学院、一所学校,而是公众对研究生招生公平性和教育监管有效性的信心。 与此同时,信息迟迟不公开,还会产生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后果:给传言留下空间。 目前关于这起事件已经出现各种说法,包括考生获得高额补偿、事件涉及更高层面人员以及内部人事因素等。对于这些说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当然不能视为事实,但传言为什么能够产生并持续传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权威信息长期缺位。 事实没有公布,公众就会寻找解释;调查结果没有公布,猜测就会不断增加。最终,原本一个可以通过公开调查结果解决的问题,可能演变成一个不断消耗学校和有关部门公信力的舆情事件。 因此,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猜测,而是一个明确的公开回应:如果调查已经结束,就应该公布调查结果;如果调查尚未结束,就应该说明调查进展以及尚未结案的原因。 高校不是不能犯错,关键是犯错之后有没有纠错的勇气、处理问题的制度和接受社会监督的态度。 研究生招生的公平,不仅体现在最终录取谁,也体现在招生规则是否透明、程序是否规范、错误是否得到纠正、责任是否得到追究。 五个月已经足够长。公众等待的,不应该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传言,而应该是一个简单、明确、负责任的答案。
2026-09-10在全球传播竞争时代,传播主体已经成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各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从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到引入外国主持人、海外网红讲述中国故事,各类创新实践不断出现。 这种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一个国家不仅需要传播内容,也需要适当的传播主体。谁来讲述一个国家,往往影响受众如何理解这个国家。 但国际传播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者本身也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如果选择了不适合的传播者,传播效果不仅可能下降,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 因此,在寻找代言人时,国际传播首先要考虑“谁能够被信任”。 一、国内维度:你用什么人,就说明你是什么人 任何面向国际社会的表达,首先要先选择传播主体。 这包括顾问聘请。一个机构聘用什么人做顾问,就意味着你想传递什么信号、靠拢什么政治立场,或者说明你是国际传播的“圈外人“。 现实中,一些机构在选择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重视头衔,而忽视专业影响力;重视知名度,而忽视学术信誉。...
2026-08-12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2026-05-22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2025-10-11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202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