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Цзіньлін)、书名(《战略传播纲要》,Основи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комунікацій)、馆藏位置(Основний фонд,基本馆藏)、馆藏编号(ІВ217811),以及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ISBN。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шенцев)在其论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Китая в Латинской...
2026-10-01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2026-05-30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2026-07-06投稿人:顾明川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0日 2026年4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生调剂复试工作发生重大失误。12名考生收到并确认复试通知后,学院临时取消了复试资格。对此,海南省教育厅回应称,确实是学校方面的原因。 据传,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委书记曾做出批示,教育部予以关注,海南省教育厅进行了调查。上述情况目前尚未见有关方面公开确认,但如果相关信息属实,那么公众更加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五个月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调查和处理结果? 12名考生最终能够恢复复试资格,只能说明考生眼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并不意味着招生事件本身已经处理完毕。 有关方面至少应该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责任如何认定?有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校采取了什么整改措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公开答案,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当事考生的权益。它首先损害的是高校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研究生招生是高校最重要、最敏感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考生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考生和家长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看学校排名、专业实力和就业前景,也判断这所学校是否公平、规范、可靠,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面对一次已经造成实际影响的招生事件,学校迟迟没有公开责任认定和处理结果,公众难免会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如何看待这次事件?是否进行了反思?是否建立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高校的声誉,不仅建立在取得了多少成绩之上,也建立在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面对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而事件长期没有公开结果,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规范招生秩序的重要职责。对于研究生招生这样的重大事项,如果出现问题之后长期没有公开处理结论,容易使考生和社会产生一种不良感受:面对高校招生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2026-09-10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2025-07-23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2026-06-19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202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