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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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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简单说,就是“说话像你身边的人”。利用AI模仿某个群体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甚至情绪节奏,让内容看起来像本社群成员所写。因为语言风格熟悉,读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包含明显谣言,而是通过“像自己人”来增强影响力。 二、情绪精准投放(Emotion-Targeted Messaging/Emotional Microtargeting) 不同人对不同情绪更敏感。有的人容易被愤怒激发,有的人更容易被焦虑触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哪些群体更容易对某类议题产生情绪反应,然后推送对应内容。久而久之,个体会误以为“大家都在这么想”,其实看到的是被筛选过的信息。 三、人机混合网络(Hybrid Human-Bot Networks) 过去常见“机器人账号”。现在更复杂的是人机结合:人工负责设计内容方向,机器负责批量发布、转发和互动。这样既有人的判断力,又有机器的规模优势。普通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互动,哪些是被放大的声音。 四、跨平台协同放大(Cross-Platform Amplification)...

文章推介

亚洲传播学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北美

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亚洲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亚洲北美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北美欧洲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