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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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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有些认知本身就对普通人不友好。比如,过分强调个人努力,却回避结构性变化与制约;只展示少数成功案例,却忽略失败的普遍性;只要求适应规则,却不鼓励理解规则的形成。 这些认知通过考试制度、评价体系、成功叙事等方式被反复强化,最终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将现实困境归咎于自己“不够好”,而非去思考是不是这条路径本身已经变得拥挤甚至失效了? 这就是所谓的“隐形枷锁”。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悄悄限定了你的选择范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排除了某些可能性。 认知觉醒,就是你开始质疑:我一直相信的这些说法,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它们现在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我是否还在被它们牵着走? 更深度的觉醒是,你开始思考:是谁让我接受它们的?我接受这些规训后,会让谁受益?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觉醒尤为重要,因为现实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观念更新的速度。这意味着,认知更新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加速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命不好”,并非运气问题,而是认知与现实脱节;很多“上不去”,并非工作不努力,而是一直在既定轨道上反复消耗,就像一头驴子被蒙着眼睛不停地拉磨。 因此,“逆天改命”的真正起点,并非突然遇到贵人相助,也不是偶然押中一次机会,而是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体系正亟需迭代升级。 认知觉醒,并不能直接保证成功,但它至少能让你不再被动接受既定的解释,不再将规则视为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保持认知快速更新的能力,本身就是普通人最重要的底层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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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朝鲜修改宪法,调整了权力合法性表述

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传播学

中国软实力超过美国了吗?解读两项美国民调

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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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26年10月16日-18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四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举行,来自中国与尼泊尔的约50位专家欢聚一堂,就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约18日 应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孙勇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毕教授以《国际传播安全化及其对策建议》为题做线上专题汇报。在介绍国际传播安全化概念及其危害之后,毕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认知壁垒,并就策略优化提出个人建议。他的跨文明对话立场引起与会者热议。 “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由孙勇教授团队创建,聚焦中国-尼泊尔关系和南亚话题组织跨学科国际对话,如今已成功运行四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尼泊尔加德满都政策研究室顾问、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博迪亚尔(Leela Mani Paudyal),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卡尔基(Mrigendra Bahadur Karki)教授、雷格米(Balmuk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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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亚洲北美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亚洲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