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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上首次折戟安理会,输在哪?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三、外部环境因素 6.地缘政治的“阻击”:德外长认为,因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俄罗斯在幕后积极游说多国,以阻止德国在安理会发出与俄立场相左的声音。 7.国内政治压力:国内经济萎靡及政府支持率跌至谷底也削弱了其外交投入的能力与信誉,打击了寻求合作的信心。 总的来说,德国此次竞选失败,是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政治支持基础薄弱的直接体现。德国虽保有经济实力,但这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强硬外交能否赢得普遍认同,将面临长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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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修改宪法,调整了权力合法性表述

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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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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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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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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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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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