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2026-08-20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2026-07-09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2025-03-25China’s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 in econom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6-06-10(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2026-05-09报告显示,人们越来越不直接到新闻机构寻找新闻,而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以及其他数字平台上接触新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对48个市场、近10万名新闻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并于日前发布了《2026数字新闻报告》。 一、54%:新闻消费渠道出现新变化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数据是:全球有54%的受访者每周通过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获取新闻。...
2026-09-22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202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