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腐败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文章推介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Who Decides Taiwan’s Future? — The Real Clash Between Two Logics
The debate over Taiwan’s futur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concern “who...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