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2026-05-02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2026-04-24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2025-05-10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2026-06-03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2025-04-05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2026-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