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视频
美联社：中国国家媒体用AI视频讽刺美国
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二、为什么采用讽刺性表达？ 传统的国际传播通常借助新闻报道、政策阐释、专家评论和纪录片等形式传递信息。此类内容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背景和论证，但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也面临注意力竞争。 AI动画和音乐视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可以把复杂的国际争端压缩成直观的角色、情节和象征符号，使受众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创作者希望传达的立场。 讽刺还具有鲜明的情绪属性。与直接批评相比，借助幽默、反差和拟人化表达，更容易形成记忆点，也更适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环境。 2025年4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期间，路透社就曾报道，CGTN和新华社发布AI音乐视频及科幻短片，批评美国关税政策。这说明，利用AI视频进行政治讽刺并非2026年才出现，而是在特定国际争端中逐渐显现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过，采用新形式不等于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视频获得大量浏览，说明它吸引了注意力，却不能直接证明海外受众接受了其中的观点，更不能证明他们因此改变了对中国或美国的认知。 三、国家媒体应当如何权衡传播效果与信誉？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媒体能不能讽刺美国，而是它们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表达立场，以及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新华社、央视等机构具有明确的官方媒体身份。受众对它们的期待，不仅包括信息的真实性，还包括专业性、严肃性和一定程度的判断可靠性。当它们直接采用政治讽刺、娱乐化表达时，受众可能重新理解其角色：它是在提供新闻信息，还是在参与政治论战？ 这是否意味着讽刺必然损害媒体信誉？不同受众对此可能有不同反应。对于本来就认同相关立场的人，讽刺视频可能强化既有看法；对于重视新闻专业性、对发布机构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类内容则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 因此，需要区分三个指标：传播内容获得了多少关注，受众是否接受了它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受众对发布机构的信任是否发生变化。...
文章推介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海南企业品牌意识让人忧
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作者：孙令正 来源：南海网 原发表时间：2012年04月11日 南海网海口4月10日消息(南海网记者孙令正)近日，南海网连续报道了海南永和豆浆跟台湾永和豆浆“不是连襟”的消息后，很多网友对此甚为关注。有网友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才了解海南永和原来是自己的产品。”而对于消费者的问题，海南传统永和豆浆一直不做回应。对此，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专家：企业品牌意识让人担忧 4月7日，永和豆浆官方微博回复广大网友，“在海南省暂未授予任何门店。”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海南，涉及永和豆浆字样的门面店已超过十多家。4月10日上午，家住龙昆南路的陈小姐说，她是海南传统永和豆浆的“常客”，从几年前在五指山路的豆浆店起，一起到现在的龙昆南路，“久不久就去那里消费，之前是跟朋友，现在是跟小孩。”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不清楚海南永和是自己的传统，而非台湾的永和，因为商家从来没有对此说明过。” 4月11日上午，南海网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副教授。 据毕研韬介绍，他2004年到海南后，曾去海南传统永和豆浆店吃东西，感觉服务质量比现在高，之后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光顾，后来出国一段时间， 2011年回到海南再去海甸岛的传统永和豆浆店去，发现“整个质量下降很多，感觉不如之前。”针对这一情况，就在前些日子，他发了一条“海口，永和豆浆，一个堕落中的品牌，惋惜!”的微博。毕研韬告诉记者，发微博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让对方在服务质量上引起注重改善，之后将该条微博转发给永和豆浆官方网站，令他吃惊的是，“结果对方回复称：我们公司在整个海南省目前暂时没有授权门店。”他说，他一直认为海南传统永和豆浆是台湾永和的加盟店，没有意识到它只是海南本地的一个品牌。毕研韬称，从这一事件，他认为海南企业对品牌意识的淡薄让人担忧，希望能引起社会重视。 傍名牌不是捷径 毕研韬指出，品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间隔，特性要有，特性是品牌的核心价值，一定要把它强化，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明白是独特的单独的品牌，而不是其他品牌的一个附属品。...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