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投毒
揭秘AI“投毒”：一个新兴黑色产业
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由于大模型依赖网络信息进行学习，一旦被污染的内容被模型吸收，就可能进入AI的回答体系。更危险的是，这种污染可能具有“自我复制”的特性：一个AI生成的错误内容，可能被另一个AI抓取学习，形成虚假信息的循环扩散。 “AI投毒”为什么危险？ 传统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通常需要用户主动点击才能生效，而在AI时代，用户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相信AI给出的“标准答案”。这意味着，过去的信息操纵影响的是“搜索结果”；现在的信息操纵，影响的则是“AI认知”。 这种变化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为用户面对搜索引擎时，仍然会在不同网页之间比较，而面对AI时，很多人会默认其输出已经过“综合判断”。 一旦AI被污染，其影响可能远超普通虚假广告。目前，AI投毒主要带来四类风险。 误导消费者。如果AI将虚假产品识别为“优质推荐”，用户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一些营销团队已经开始尝试利用AI批量制造“专业测评”“专家观点”“用户口碑”，以影响AI的推荐结果。 扰乱商业竞争。传统“刷单”“刷评”主要影响电商平台，而AI投毒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在智能问答中的整体形象。未来，企业竞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上，也发生在AI模型的“知识空间”中。 强化金融市场波动。近年来，社交媒体谣言、自动化舆情系统与量化交易之间的联动越来越明显。虽然尚无公开证据证明通用AI能直接触发量化交易，但AI错误引用和放大虚假信息，确实可能进一步强化市场情绪波动。 侵蚀AI信任基础。如果用户发现AI频繁输出虚假、夸张或被操纵的信息，大模型的核心资产——可信度——就会被削弱。这既影响企业商业化，也可能拖累整个AI产业的发展。 AI时代的“认知污染” “AI投毒”最值得警惕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的技术漏洞，而是一种“认知污染”。...
文章推介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无界传播》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